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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小乘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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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婆罗门教在全印范围的复兴,无疑加速了小乘佛教向大乘佛教的转化。同时受到大乘佛教压力和被指责为小乘的那些教派,也不得不有新的变化。

  从《佛国记》的记载看,直到5世纪初,小乘势力在北印和南印的佛教中,仍然占主要地位,居伽兰和僧众的大多数。他们依然戒律严谨,秩序井然;然而由于布施丰盛,寺院经济自给有余,那种普遍的游街乞食现象已经少见了。对窣堵波的供养遍及所有佛教遗迹和寺院周围;对佛陀的偶像崇拜也逐步压倒对沸遗迹的崇拜。这一切,无疑也渗透到小乘诸派中。

  小乘佛教在教理上也有很大变化。他们用“阿毗昙”的形式,发挥或重新组织已经凝固的三藏体系;他们在同内外论敌的论战中,也发表了不少新的观点。据7世纪唐玄奘和义净去印度考察,当时小乘只有四大派,即大众部、上座部、有部和正量部。其中上座部主要流行于南方及东方;有部的据点在北部,也流行于中部和西部;正量部流行于西部和南都,中部与东部也有,影响佛教发展较大的还有经部。

  一、经部与《成实论》

  按玄奘传说,经部原出于说一切有部的譬喻师,它的创始人“根本经师”拘摩罗多(童受)也是譬喻师的著名开创者。譬喻师是用寓言故事解释佛经的法师,像有部四大论师中的法救撰《法句譬喻经》,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拘摩罗多原在北印叉尸罗(巴基斯但拉瓦尔品第附近)弘法,据说他作为北方一大家,与东方之马鸣、南方之提婆、西方之龙树齐名,在3世纪的佛教界,并称为“四日照世”。后来朅盘陀国(新疆塔什库尔干),一个也叫孔雀王的,强胁他至朅盘陀,造伽兰供养。汉译《大庄严论经》可能就是拘摩罗多的著作。

  拘摩罗多弟子诃梨跋摩(师子铠),原中天竺人,随拘摩罗多学有部迦旃延《阿毗昙》,后不满于师说,转到华氏城,从大众部僧习大乘方等,撰《成实论》,斥有部,屈优楼佉弟子,被摩揭陀王奉为国师。
《成实论》在中国三论宗以前声望很高,后来被视作小乘空宗的代表作,陈真谛则断定它是经部的著作。全论按“四谛”的结构组织起来,鲜明地突出了以人生为“苦”的悲观厌世思想,及解脱方法上的禁欲主义倾向。它把人生诸苦和流转生死的最后根源归为“无明”,解脱的根本途径是用“真智”灭“无明”。所谓“无明”,它定义为“随逐假名”之心,即完全按名言概念支配自己全部行为的观念体系。假若能用“空心”(视名言概念为“空”的观念)灭除“假名心”,再用“灭空心”灭除“空心”,即可达到最高的理想境界——“无余涅槃”。这种观点,类似大乘般若学所讲的“空亦复空”的主张,特别是它还引用了提婆《四百论》中的两句话:“小人身苦,君子心忱”,所以有受到龙树、提婆思想影响的明显痕迹。它还强调,“心性”是后天形成的,全然否定上座部主张的“心性本净”之说。但是,由于全论的立足点是放在治“心”上,对于认识对象自身的真假问题极少置言,甚或认为色香味触所谓“四尘”实有,所以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有部的哲学影响,它的涅槃说也与大乘不能相容。

  此后,经部继续发展,在般若中观的影响中,又酝酿有瑜伽唯识的某些观点,特别是在认识论方面,像后来陈那主张的唯识“带相”说、心有“自证分”等,就是由经部首先提出来的。经部对有部的批判,也更加深入。它驳斥有部主张的“因果同对”说,否定“三世实有”的根本观点,同时证明,认识发生的过程,应该是“根”、“境”在先,“识”属后果,更增加朴素的唯物论成分。倡导这些观点的代表人物是胜受(室利罗多)。

  胜受的名望亦高,有人说他也是童受的弟子,曾在阿踰陀城郊伽兰造经部《毗婆沙论》,此论已佚。约5世纪末,又有世铠(婆薮跋摩)者著《四谛论》,有真谛的汉译本,则将譬喻师说,经部师说和新有邵的思想揉杂在一起了。

  二、新有部与《俱舍论》

  有部学说到了世亲时代,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被称为“新有部”。

  世亲是富娄沙富罗国人(意译大夫城,今巴基斯坦白沙瓦西北,贵霜王朝时犍陀罗首都),于有部出家,常居阿踰陀。阿踰陀原为桥萨罗国故都,笈多王朝超日王时,由华氏城迁来,作为新都,文化繁荣,各种宗教派别十分活跃。世亲在这里作《七十真实论》,破外道僧佉论(即数论师),得到正勤王的赞赏,太子和王妃均奉世亲为师。太子登位,名新日王(亦译幼日王),继续供养。因破“毗伽罗论”(意译声论师),又得到新日王与母后的奖励。世亲先后于大夫国、罽宾国和阿踰陀国造寺;又在阿踰陀分别造尼寺、萨婆多部(有部)寺、大乘寺各一座。这大体可以反映他一生的活动范围和教理倾向。

  世亲的新有部思想,集中表现在《阿毗达磨俱舍论》中。此论以《杂阿毗昙心论》为纲要,概括罽宾有部(东方师)的《大毗婆沙论》,同时又采用经部思想批驳和纠正有部的旧说,形成了一个结构严密的新体系。它以“四谛”为中心,把小乘佛教对世间和出世间的基本观点规范化和系统化,概念明晰,哲理性强,可以称是小乘佛教最后的哲学代表。

  《俱舍论》把现实世界分为两大类:“有情世间”相当于动物、人类和鬼神系统,所谓三界、五趣、四生、四有、五蕴、十二因缘等,以此解释“有情世间”实际存在的和宗教幻想的各种现象;“器世间”指有情世间所居的物质世界,包括这个世界的广度、厚度和形状,它们的物质构成和地理布局,以及它们生、住、灭的劫数和灾难等,由此形成了以须弥山为中心的三千大千世界说,即佛教特殊的宇宙结构论和地理学。

  在讨论世间及其差别的原因时,《俱舍论》归结为“业”与“随眠”。“业”的本质是指令意识起造作作用的“思”;“随眠”指“贪瞋痴”等“烦恼”(惑)的潜在状况。在“业”与“随眠”之间,“随眠”又被视作决定世间诸有的根本力量。

  正因为如此,它把出世之道归结为“智”与“定”,愈加显示出它在宗教实践上侧重于“治心”的倾向。

  《俱舍论》采取经部教义,主要在于纠正有部把一切法说成皆是“三世实有”的荒唐性,但不否认确有永恒不变的法体存在。但即使如此,也受到《大毗婆沙》弘扬者们的不满。其中众贤著《顺正理论》,就是通过注释对《俱舍论》进行抨击。其结果,又进一步发展了有部的学说。

  《俱舍论》承认“心不缘无法”,“心必有境”,所谓有此心必有此境。《顺正理论》发挥这一重要主张,认为过去、未来虽然没有具体的认识生起,但作为认识对象的法体必然存在,因为过去的认识是由它引生的,未来一旦心生,仍须以它的先验存在为条件。《顺正理论》对于一切法三世实有这一命题的新论证,在方法上,上与柏拉图证明理念的实在性相近,下与11世纪安瑟仑的本体论论证相似。这种认为没有客体的存在就不会有主观的存在的思维方式,有相当的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