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年，大师在福州鼓山涌泉寺的藏经楼里，发现了清初为霖禅师所著的《华严经疏论纂要》。此书在日本新修的《大正藏》中，也没有收入。大师慧眼识珍，于是倡印数百部，并以十多部赠与日本各大学和寺院，由此可见，大师与日本因缘之深远。

　　 四、大师的杭州缘

　　 一九一二年十月《太平洋报》停刊，大师应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之聘，任图画音乐教师。校长经子渊早就对这位艺术全能的上野才子钦慕不已，更兼该校教员：夏丏尊、姜丹书、钱均夫、马叙论、朱光潜等都是文坛名匠，所以学校的艺术气氛十分浓厚。大师的教育方法既严肃又热情，使“莘莘弟子如坐春风”。

　　 一九一四年，大师开始用人体模特作画，这种新的教学方法，一扫过去临摹的旧习，使西洋画、素描等西洋画方法，步入传统的中国画坛，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伟大的创举，大师还在学生中组织“桐阴画会”，后改为“洋画研究会”和“乐石社”（金石篆刻组织）后改为“寄社”。这些课外的艺术活动，大师都曾付出过不少精力。他为学生介绍外国“人体画”和“日本正则洋画讲义”，编写《西洋美术史讲义》。他热情负责的教学精神，使许多顽皮的学生为之一变，开始爱好艺术了。

　　 一九一五年，大师应南京高等师范之聘，任该校美术主任教席，他身兼两职，往来于宁杭之间，在大师从事艺术教育的七年间（一九一二年一九一八年），为我国早期艺术教育培养了不少人才。如音乐家刘质平、李鸿梁；古文学家黄寄慈、蔡丐因；漫画家丰子恺；国画家潘天寿、沈本千等等。此七年间，是大师投身于艺术教育成果最为丰硕、辉煌的时期，他创作的《春游》、《送别》、《悲秋》、《伤春》、《晚钟》、《西湖》、《落花》等数十首乐歌，在大江南北流行，数十年久唱不衰。

　　 然而，在艺术成果辉煌、如日中天之时，大师却毅然摒弃了世俗，怀著“肩荷南山（律宗）家业，作将尽绵力，誓舍此身而启道之”的宏愿。于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九日在杭州虎跑寺正式披剃为僧。这一举动，在俗人眼光中，怎能不感到震惊、叹惜呢？但是，“出家乃大丈夫之道，岂世人可知”？在大师醇厚、博雅的艺术胸怀中，早已觉悟了人生的悲悯，契合了佛陀慈悲的本怀，他的出家是与生俱来的“善根”发展的必然趋势。如在黑暗中探见一盏明灯，向著佛陀光明启开了人生新的航程！

　　 大师出家后，法名“演音”，号“弘一”。同年九月，在杭州西湖灵隐寺受具足戒，自此，大师以振兴佛教，弘扬南山律宗为己任。视名利如草芥，置个人利害于度外。云水飘泊，萍踪无定。挂单、弘法的寺院多达几十上百处，而从不把那个寺院看作个人私产，一旦离去了此缘便了，并声明终身不作住持、方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