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震华法师还撰写了《入华求法高僧传》、《东渡弘法高僧传》二书。前者搜集日本历代入华求法的高僧传记，编为一册，后者是中国历代赴东瀛弘法的高僧传记。此二书的用意非常明显；提醒中日两国人民特别是提醒日本人民、日本广大佛教徒，重温中日两国悠久的友好交流史，铭记中国佛教对日本文化的哺乳之恩，以友情泯灭杀心，止息侵略暴行，可惜二书当时未能印行。

　　震华法师的另一大作《清代佛教年鉴》，也是具有现实意义、具开拓性的作品。清代是中国佛教衰落期，清代佛教与近现代佛教关系最为直接。清代佛教的沉疴，乃近现代佛教振兴的大障，研究、总结佛教在清代衰迈的原因和清代佛教的种种弊病，对革除佛教积弊，促进佛教知识近现代社会而实现转型，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年鉴》按年代缕列出清代佛教的历程，为近现代佛教革新提供了一面镜子。

　　从震华法师的业行和著述看，他是一位思想先进、赤心热肠，才华横溢的现代新型高僧，他的身上散发出一种人间佛教的积极进取精神，而他在生活方面仍然保持传统僧伽的衲子本色，身居十里洋场而一尘不染，粗衣淡饭，俭朴自奉。“正企佛氏为金栋，忽向莲邦重玉旌。”（守培法师悼震华法师诗）“法弱魔强已固然，有才无命倍堪怜！”（濮一乘悼震华法师诗）纪念震华法师，我们对他的勤奋、热心、才艺和辉煌业绩，不能不由衷敬仰，对他的英年早逝，不能不再三惋惜悲叹！

　　在佛教史研究方面，震华法师为后人树立了一个典范，留下了一种珍贵的启迪。佛教史尤其是中国佛教史研究，在今日的学术界虽然有了长足的进展，但与佛教和社会的需要相比，仍显落后，海峡两岸的学界教界，至今尚拿不出一部篇幅适中、内容丰富、持论公允、有思想深度，可作为佛学院校教科书的中国佛教史；太虚大师、震华法师等所关注的佛教积弊的反省批判，在今日仍显必要，然并无多少人投入；为研究而研究者多，从佛教现实需要出发而研究者太少。佛教界对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尤显薄弱，何云所著“应当重视对中国佛教史的研究”一文（见《法音》1999年第7期页33）理当受到重视。培养出一批象震华法师那样从现实需要出发，以人间佛教思想为指导研究佛教史的僧俗学者，是新世纪对中国佛教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