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摩以《楞伽经》授人，表明该经与达摩禅法必定存在内在关联。《楞伽经》全名《楞伽阿跋多罗宝经》，也称《入楞伽经》。共有四种中文译本，最早为已佚之北凉昙无谶所译《楞伽经》，现存三种，一是刘宋元嘉二十年（443）求那跋陀罗译《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四卷，又称《四卷楞伽经》、《宋译楞伽经》；二是北魏菩提流支译《入楞伽经》十卷，又称《十卷楞伽经》、《魏译楞伽经》；三是唐实叉难陀译《大乘入楞伽经》七卷，又称《七卷楞伽经》、《唐译楞伽经》。现存三种汉译本中，实叉难陀的译本与梵本比较接近，而求那跋陀罗的译本则最能表现此经的原始形态，流传最广，与禅宗的关系也最为紧密。《楞伽经》为印度佛教法相唯识系与如来藏系的重要经典，与禅宗相联系的主要内容当为：第一，“三界唯心”说。认为一切诸法都系“自心所见”、“自心所现”，是“自内证”。第二，“藏心自性”说。标明真妄的因缘，辨明邪正的因果，说明去妄归真的旨意及五法（名、相、妄想、正智、如如）、三性、八识、二无我（法无我、人无我）的道理。认为八识是阿赖耶识大海生起的波浪，阿赖耶识是“原因”和“根本识”，它是无始以来的本体。阿赖耶识也就是“如来藏”。明法身之常住，以示真妄、生灭、平等之相。全经以离名绝相的第一义心为宗。重心为本体，立证无相，乃达摩、慧可所谓“南天竺一乘宗”以《楞伽经》为其禅法经典依据的初衷。道宣《续高僧传·习禅篇》论曰：“审其所慕，则遣荡之志存焉。观其立言，罪福之宗两舍。详夫真俗双翼，空有二轮，帝网之所不拘，爱见莫之能引。静虑筹此，故绝言乎。”吕澂认为原始禅宗思想和四卷本《楞伽》密切相关，分析慧可重视《楞伽经》的原因在于经文明白解释了佛性和人心的关系这一点，并且这是受达磨谈禅提出借教悟宗的理入法门的启发所致 【参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附录《谈谈有关初期禅宗思想的几个问题》，中华书局,1979年。】。汤用彤认为《楞伽经》虽为法相有宗典籍，但其说法，处处着眼在破除妄想，显示实相，所明实在无相之虚宗。所谓“南天竺一乘宗”即上承《般若》法性之义【参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19章，中华书局,1982年。】。据上述，达摩禅法之要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菩提达摩在北魏传授的是以《楞伽经》为依据的独特大乘禅法。第一，提出了“理入”和“行入”的“入道”途径，即“二入四行”。第二，禅法的核心理论是“壁观”，其内容为“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尘障故。令舍伪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不随他教，与道冥符，寂然无为”。这种特重心性的大乘壁观，主要是喻人心如墙壁，中直不移，从认识上舍伪（抛弃现实虚妄世界）、归真（追求超世俗的真如世界）、无自（否认个人存在的真实性）、无他（否认他人以致整个客观世界存在的真实性），排除一切执见。第三，禅法的具体实践是“四行”。即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称法行。四行着重在于劝人在日常生活中去掉一切爱憎情欲，严格按佛教教义苦下功夫。“理入”与“行入”结合起来，就是达摩所传授的简易禅法。达摩禅法突出的特点在于“藉教悟宗”，即启发信仰时不离圣教的标准，构成信仰以后教人“不随于文教”，即不再凭借言教的意思。二入之中以理入为主，行入为助。其理论基础在于“如来佛性”。总之以究明佛心为参禅的最后目的。以后禅宗“直指本心”和“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宗风实滥觞于此。

　　三、达摩禅的影响

　　达摩在中国的影响最大者莫过于被尊为中土禅宗初祖，达摩禅法成为禅宗法统相续的心脉所在。《楞伽师资记》推求那跋陀罗为初祖，菩提达摩为二世，下以神秀为七世。慧能法嗣神会坚持南宗为正统，肯定达摩为中国禅宗初祖，主张达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慧能六代一脉相承。吉迦夜、昙曜译《付法藏因缘传》等又有西天世系的说法。智炬《宝林传》以印度自迦叶传至师子比丘为二十四世，继以婆舍斯多、不如蜜多、般若多罗至菩提达摩为二十八世。此说为五代南唐泉州静、筠二师所集《祖堂集》、永明延寿《宗镜录》所继承，宋代道原《景德传灯录》和契嵩《传法正宗记》也依此记载禅宗世系，遂成为正统的禅宗传承说；在佛学理论上，达摩禅所包含的“藉教悟宗”的内容，孕育和实际形成了自由理解经典的特点；对《楞伽经》中“如来佛性”的重视，将法性与般若两系统一起来，为禅宗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法。达摩禅经慧可等的发展，至慧能处成为最具中国化特征的佛教宗派，“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风格不仅对佛教的影响巨大，对中国传统文化其他方面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