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龙门石窟作为古代佛教石刻艺术的宝库举世闻名 资料图片）

　　关于“佛教是文化”的反思之一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围绕宗教与文化的关系进行了系列讨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如其中一篇题为《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形式》的文章还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学界提出了他们对于宗教与文化关系的观点，对宗教的发展给出了自己的建议。而教界对宗教与文化的关系有自己的认识和见解。《宗教周刊》的办刊目的之一就是要为教界、学界、政界提供一个相互了解与沟通的平台。从本期开始本版将连续刊发《关于“佛教是文化”的反思》稿（有压缩），是佛教界对这一讨论的回应。同时也欢迎广大读者积极参与讨论，不吝赐稿。

　“佛教是文化”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社会背景下提出来的，这种提法对增进世人对佛教的理解和认识，尤其是使佛教得以劫后重生，做出了相当的贡献。 但也需指出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片面性。就这一提法，笔者试略作解析，说明其前因后果，揭示其历史含义。

　　“文化”的概念与基本特征

  　 在解析“佛教是文化”之前，我们首先得了解“文化”是什么？文化学者、人类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考古学家众说纷纭。　总的来说， “文化”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复杂的、内容庞大的概念，因此要准确回答“文化是什么”的问题，是很困难的。于是人们进一步将文化的表现划分为两大特征：一是文化的层次性特征，二是文化的多样性特征。
　
 　  显然，无论从哪方面说，宗教都是一种文化，它涵盖了文化的器物、制度、精神3个层次，而且具有丰富的表现形式。从人类文化的发展史来看，宗教是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文化之根、文化之源、文化之母、文化之魂。

　　 “佛法”、“佛教”、“佛教文化”的界定。“文化”这类大的概念，要给出统一的准确的定义是比较困难的，“佛法”、“佛教”、“佛教文化”的概念也是这样，它们的内涵与外延相互交涉，当今许多人在运用过程中混淆不清，很容易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因此，有必要先对它们作一简要的界定。
  　
 　“佛教”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佛教”特指佛陀的身教言教，传达的是佛教解脱生死痛苦和众生身心烦恼的思想理论与修行方法，简称“佛法”，其内涵偏于佛教的义理层面和精神层面，其外延按佛教的说法，遍于所有领域，如《金刚经》所谓“一切法皆是佛法”。广义的“佛教”则包括佛教的教主、教典、教义、教团、教规等，这些也是构成宗教的基本要素，所以社会通常将佛教定义为一种宗教。

　　 至于“佛教文化”，亦有广狭之分。狭义的佛教文化特指佛教的表现形式或载体，以及受佛教影响的各种文化形态。广义的佛教文化则还应包括佛教和佛法本身，诸如佛教的思想、哲学、典章制度和佛教的文学、艺术表现形式，以及在佛教影响下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以及伦理道德、教育、民俗等，都可称之为佛教文化。此外还包括大量的特殊文化表现形式，如佛教饮食文化、佛教茶文化、佛教丧葬文化、佛教园林文化、佛教建筑文化、佛教服饰文化、佛教节日文化等等。

　　“佛教是文化”的提出
　
   “文化”是一个涵盖面极广、近乎中性的概念，而且众说纷纭，不仅人世间真善美的东西是文化，假丑恶的东西也是文化，不仅宗教可说是文化，迷信、邪教也可说是文化，至少可说是一类文化现象。这样看来，“佛教是文化”就不过是一个常识性的极为普通的命题，不足以说明和反映佛教的本质特色及其不朽的价值所在。既然如此，为什么20多年来，这一命题能为大陆佛教界、文化界甚至政界的许多人大为赞赏，并产生巨大的影响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了解当年提出“佛教是文化”这一命题的时代背景与其中“文化”的涵义。
　
　  最早将佛教与文化联系在一起的是毛泽东。据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著书回忆：毛泽东在延安时，有一天和李银桥出去散步。毛泽东说：“我们去看看寺庙，好吗？”李银桥说：“有什么看头，都是些迷信。”毛泽东说：“片面，片面，那是文化，懂吗？那是名胜古迹，是历史文化遗产。”毛泽东对包括佛教在内的传统文化的修养是很深的，在毛泽东看来，佛教不同于愚昧的迷信，它是人类创造的共同财富。可惜在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等观念的影响下，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毛泽东有关寺庙（佛教）是文化的正面的论述，往往被当作统战的权宜之谈，何况绝大多数人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有所了解，因而这些论述未能使佛教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幸免于难。

　　直接提出“佛教是文化”这一命题的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宗教领袖、诗人、书法家赵朴初居士。赵朴初居士提出这一命题，不仅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而且在认识上要深刻得多。
　　
　　1976年“文革”结束，尤其是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引发了全社会的思想解放和文化复兴运动。其中在宗教领域，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落实，大多数宗教活动场所得到恢复和开放，各种宗教活动逐步展开，信教人数迅速增加，这也促使主流社会开始理性、客观地看待宗教。上世纪80年代初，理论界开始围绕马克思“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名言展开讨论，多数观点认为，这句名言既不能理解为马克思宗教观的主旨，也不能理解为他对宗教绝对否定的判断。把宗教仅仅看作“鸦片”或毒品，从而导致了把信仰者斥为“鸦片鬼”或“瘾君子”，并荒唐地把宗教领袖们当作“毒品贩子”。正是这样的看法在“文革”中赋予了摧残所有宗教的行为以合法性。殊不知“鸦片”在当时的欧洲普遍被视为一种有效的止痛剂，“鸦片”这个比喻表明了马克思对宗教信徒的同情，而不仅仅是单纯的否定。赵朴初居士在各种场合对这些观点持积极的支持态度。这一讨论极大地改变了主流社会过去那种对宗教普遍和绝对的否定态度。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知识分子中盛行的“文化研究热”，使一个相对而言较新的观念在宗教领域出现并且迅速地扩展，这就是“宗教是文化”的观念。赵朴初居士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他不仅创办了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和《佛教文化》期刊，而且在各种场合撰文或发表谈话，大谈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强调“佛教是文化”或“宗教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