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唐代，僧籍三年一造。崇玄署令一人，正八品下；丞一人，正九品下，是掌管僧尼和道士女冠帐籍的。凡新罗和日本僧人入唐学问九年不还，便编入籍。每三年各州县要造籍一次：一本留县，一本留州，一本上祠部；道士女冠一本上宗正，一本上司封（《新唐书·百官志》）。据《佛祖统记》卷四十七的记载，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29）制定天下僧尼三年一造籍。文宗太和四年（830），祠部请允天下僧尼非正度者，许具名中省给牒。五年（831），又敕天下州郡造僧尼籍。自宋以后，直到清代乾隆年间，僧籍概由僧录掌管。乾隆废止度牒以后，政府不再掌握僧籍，也就无从考核其数目了。

　　政府既然掌管僧尼的簿籍，就必然要发给已登记的僧尼一张凭证，以资查考，这便是「度牒」。度牒制度始于何时，现在很难确定其年代。在北魏时，僧人赴各地旅行，须要各地政府的证明文件。《魏书·释老志》记延兴二年（472）诏书说：「若为三宝巡民教化者，在外齎州镇维那文移，在台者齎都维那等印牒，然后听行」。所谓文移、印牒，都是临时的旅行证明文件。唐神龙二年（706），规定天下的行者和童子须要考试经义，无有疑滞，方得度之为僧。当时主要是考《法华经》。但是有权势的人纳贿卖度，用钱三万，便度为僧尼（《资治通鉴》卷二○九）。唐肃宗至德元年（756）为了筹集军费，用宰相裴冕的计划，由政府指定大德传比丘戒，凡纳钱一百缗者与度牒剃度。这是政府度蝶收费之始。可见在此以前已经有度牒制度。《大宋僧史略·祠部牒》说：「唐祠部牒皆绫素、锦素、钿轴，盖纶诰也，非官何谓。」这说明唐代对于度牒是很重视的，等同于官吏的任命状。肃宗乾元元年（758），又规定考试制度，凡白衣能诵经五纸者度为僧，或纳钱百缗请牒剃度（《释氏通鉴》卷九》）。德宗建中三年（782），敕令天下僧尼身死及还俗的，其度牒应由三纲即日陈送本县。由县按月申送至州，汇总申报中央，与符诰一同注毁。在京城的就直接送交祠部（《大宋僧史略》）。

　　宋代度僧是有限制的，按比例度僧，有一百僧人的地方每年可以度一人出家。然而人民为饥饿所困，不得不涌向寺院，所以私度的甚多。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曾一次度僧二十三万余人，给祠部牒。宋代度牒曾一度用纸造，伪造的很多。南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仍旧用绫造度牒。宋代度僧既有限数而要求出家为僧者多，于是空白度牒便成为一种有价值的证券在社会上流通。首先是神宗熙宁元年（1068）由于河决年荒，用司谏钱辅言，出卖度牒。于是有宋一代便用卖度牒作为政府从事营造、赈灾筹饷等等的筹款办法。甚而至于钞票（会子）贬值，也是用度牒作价来收回。凡是篡改旧度牒或冒用死亡僧人的度牒，是要受到充军发配的惩罚的。

　　这种度牒制度，元明清三代沿袭未改，清康熙十五年（1676）规定凡有私度者杖八十，为民；顶名冒替者杖四十，僧道官革职还俗。乾隆四年（1739）并规定官吏如若失察，罚俸三月，可见其限制的严苛。但至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便废止僧道度牒，自此以后僧道只以各寺观所给戒牒为凭而无度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