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以后，随着观世音菩萨信仰的深入人心，普门艺术逐渐兴盛起来。姿容温婉、体态秀研的女相观音逐渐取代了威武有须的男相观音。这跟《普门品》中说观音有三十三应化身，可变幻居士妇女、比丘尼、童女、仙女、优婆夷、婆罗门妇女等女相教义有关，而且阴柔的女性比阳刚的男性更容易发挥观世音菩萨慈悲救苦精神的这了特质。　

　　南宋张胜温的《普门品观世音菩萨》，代表了观音画像早期的面貌。早期的佛画乃至人物画皆采用“左图右史”的构图观念，主尊观音居正中，半跏趺坐于莲座上。主尊的两侧，就是：普门品》经文中的除难观音应现图，左右各有“四难”。如左二的《除水难观音》：梵像卷中，只见观音坐莲花：承瑞云腾空而来。离岸不远处，一叶轻舟正陷于急涛中。舟中有一朱衣者正向观音合十，白衣者对着舟子做出无奈的手势。不远处一条巨龙已浮出水面，喷水降啸。画中观音的高大的身躯衬托出众生的渺小、卑微与无助。观音的头光、宝冠、化云、莲踏，显示其凌驾众生的菩萨“圣格”或者“神格”。　

　　相较之下，明代邢慈静、邵弥、吴彬、陈洪绶等人的观音画像却呈现出另一番面貌。虽然同样取材于《普门品》，观音的某些菩萨特征，诸如发髻的式样、水杯、净瓶、杨柳等持物也按照一脉相承的传统，但在体态上已经一反张胜温式的阳刚高大，流露出明代仕女画中纤纤女子的娴雅清韵，风姿既洒脱又飘逸，纵使菩萨的相貌依旧，却已是凡俗气质。观音崇高圣格的形相，在明代以后，明显地淡化了。

　　明邢慈静，是一位佛门信女，擅画佛像，尤工于观音。她有一幅《普门品》观音大士画轴，描画极为精美。此画轴为描金画观音三十二应身像，画中纯以线条勾勒，称之为“白描”，因以金代墨，又称为“捞金”。画中的观音应身化现，有白衣观音、水月观音、鱼篮欢音等形相。显然，邢氏所本，与《普门品》经义不完全一致，而是带有民俗观音的倾向。　

　　明人邵弥，字僧弥，江苏长州人。他的《莲华大士》像轴，逸笔草草，意趣清奇。画一观音经行莲华池面，面目与手部的轮廓线条，用笔细钩，其余则信手画来，磊磊纵逸。全画醒目处，在于观音的形相，一反传统观音发安坐佛，身披璎珞的菩萨形貌，而以凡俗书生的风采取胜。而画中书生肩上杖头化现一小佛，又透露出持杖者的非凡身份。此画在晚明芸芸的女相观音中，显得别具一格。此画自题亦富于禅机，体现出文人画的意趣。

　　吴彬，晚明最重要的人物画家之一。所画佛像人物，形状奇特，自成一格。他的《鱼篮观音》轴，表现出晚明观音画多样理念的融合。鱼篮观音本起源于民间传说，经典亦有观音度善财的说法。吴彬的这幅《鱼篮观音》与邢慈静所绘观音，同样属于民间信仰的三十三观音。所不同的是，邢氏的观音具有宋人所赞美观音“美目盼兮，彼美人今，西方之人”的风采。而吴彬的观音却无意以随俗的手法来表现绝色美女，画中鱼篮观音，是由善财童子侍立在旁，手提鱼蓝。观音形相非男非女，身材巨硕，容貌威严，透露出内蕴沉静的气质。

　　陈洪绶也是晚明最重要的人物画家之一，画人物花鸟无不精妙，佛画人物尤其能自出新意。他有一幅《莲池应化图》轴，将“西方三圣”（南无阿弥陀佛、大势至菩萨、观世音菩萨）画作声闻罗汉的形相。画中三罗汉容貌威猛奇特，躯干伟岸，线条转折宛若绕指之钢，饶有奇趣，而又不失法度，与吴彬同样以独特风格取胜。这种新的创意，代表了普门艺术与净土艺术别具意义的融合，实际上反映了晚明佛学思想中天台，华严、净土与禅宗混融的倾向。《普门品》已经不再是一宗一派的系统，而普门观音亦成为显教各宗观音美术的总持。　

　　清代的观音绘画以清初女画家陈书《出海大士像》轴为最特异，用笔清隽，墨色醇老，敷色淡雅，秀逸中饶有劲力，不似一般闺阁画之文弱。据陈书自题，画的是观音大士出海。画中观音坐岩石上观望大海，此应取自《普门品》：汝听观音行，善应诸方所，弘誓深如海，历劫不思议。

　　此一观音形相，为民间三十三观音之一的“阿缛多罗观音”。此外，清代还有施王仁的《鱼篮观音》、马鸿的《送子观音》皆为观音画像中的精品。　
　　观音画像内涵的多元化，意味着天丝东来的观音信仰，千百年来，经历种种因缘的聚合，擅演变化，终于造就了众生所喜闻乐见的中国式的观音菩萨棗东方女神形象。

　　　　　　佛画意超——道释人物画

　　历代的禅师独立不羁、放浪形骸的个性精神正是画家表现的内容。怀素世称醉僧。自古以来醉与艺是一对孪生子，诗人、画家皆因其醉之道而登艺之峰，李白有酒中仙之誉，“举杯邀明月”，其醉在月不在酒，”对酒当歌”，其醉在歌不在酒。有道者每于醉中佯狂装傻，或如疯如癫，或如呆如痴，必见其洒脱超凡。其潇然自在，与凡夫俗人之烂醉如泥自有所不同。所谓“同是一醉，但雅俗有别”，其妙诀就在“清、脱”二字。宋李公麟的《醉僧图》，图上有苏东坡仿怀素书法题《送酒诗》：“人人送酒不曾沽，终日松间挂一壶，草圣欲成狂便发，真堪画作醉僧图。”董其昌有题跋，言李龙眠因见怀素送酒诗而作醉僧图；与苏拭的《醉僧诗》为此画的双美。李的这幅《醉僧图》已下落不明。刘松年有一幅《醉僧图》现仍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因为绢本挂轴，用水墨画一童伸纸，一童捧砚，一僧袒肩斜坐石上，伸笔作书。松枝上挂一葫芦。笔墨劲秀，布局严谨，表现出怀素挺秀超拔而专注于书艺的人格。

　　南宋以后的“禅画”，则受公案禅的直接影响。这类禅画，一如禅宗的反对固定教条，是不拘法度的，是有意要以“破坐”来表现。自在。此类简笔率意的、泼墨淋漓的、形象嬉笑、从容的佛画，起源于五代禅风盛行之时，贯休的罗汉，或丑或怪，张图的释迦像，“锋芒豪纵，势类草书”，传为石恪的《二祖调心图》，也是形象简约，笔锋纵逸。南宋时代，水墨禅画流行二时，有梁楷的《泼墨仙人》，其画或简笔草草，或泼墨淋漓。牧溪（僧法常）的水墨观音，也是“意思简单，不为妆饰”。这类人物禅画一直风行到元、明时代，元代颜辉的《寒山、拾得》画像，明代王问的《拾得像》，张宏的《布袋和尚》，皆展现了水墨人物的可变性。这类禅画的简淡画风，正是对正襟危坐、重彩华丽、工笔繁复的道统式佛画的反思和再生，为“法相庄严”赋予新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