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长在二十世纪高度科学、文明时代的人们，一提到佛教往往就视之为迷信、落伍，它似乎代表着消极、厌世，这是对佛教的曲解或误会。

实际上，在这个时代里，佛学对我们的思想、生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个时代里，对人们影响最密切、最明显的是两件事情：第一件是政治，第二件是经济，宗教不晓得被排在第几件了。所以那些才华横溢属于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都投入到这两个行列中。而宗教领域的开拓以及体验、发展，正缺乏这些精英们的支持和投入，就显得没落了，这可能是人类文明跟社会发展趋势所造成的某种偏差。

我们有时候会对佛教在过去历史上那种辉煌灿烂的时代存着一种幻想、一种陶醉，希望佛法仍能那样光大。可是人类的生活环境跟接触的层次，不可否认的迈入了一种比较趋于物质环境的形态生活，科学的领域也在这种物理学的基础之下有了高度的发展，对“物”的开拓有了极大的成就，对“人”的开拓可以说是比较阙如，这是存在的一个实情。那么这一个事实如果用佛教名相来解释，就是所谓“共业”的问题。共业就是说共同所感的：某种思想、某种行为、某种生活感受共同趋势、共同形态，而表现的一种共同的苦恼以及共同的灾难，这就是所谓共业的涵义。

我们知道，佛教宗派很多，佛学里面也有所谓了义的或者不了义的。所谓了义的就叫做究竟的、如实的佛法，不了义的就叫做方便、适应的佛法。究竟道另有个名词叫做“正常道”；方便呢，有时候又叫做“方便道”，就是适应众生、度化众生的某种“善巧方便”。究竟道就叫做“理”，方便道就叫做“事”。

佛学，严格的说，不外乎谈“理”与“事”。把握这两个方面，就可以把佛教的脉络找出来了，这是一个研究佛学的方法，也是一种修证佛法的方法，这一种方法，在经论里是一再地被宣说。

“理”就是理论，或者说是一种意境理想的境界，这一种“理”境——理的意境是什么呢？是形上的、抽象的、概念的。佛学常说“理事要相应”，理就是宗教所悟的境界，你所悟的境界是不是真实的、健全的、解脱的正道，那要从“事”上去看相应不相应。事就是“时间”“空间”和“人”的表现，这三者的表现就称为“事”。所以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的时间、空间和那个时候的人，表现于那个时候的事去体会佛法、去学佛法。被限于某一时间、某一空间、某一人物而呈现的事相，就称为一事的方便适应。而时间、空间、人三者演变流衍到今天，虽然三者的事相有不同的方式表现，而人生的实质问题，可以说古今如一，所以佛法说：法性是遍一切法存在的。现在的“事”跟古时候的“事”，虽然在现象上有所不同，而实质上的“理”可以说是一样的，《妙法莲华经》曾说：“更以异方便，助显第一义”。第一义就是真实的究竟道，由于究竟道是无可言宣的境界，佛陀不得不借用“异方便”来适应众生、善巧方便地来开显这个第一义的境界，使众生透过这个方便悟入佛法。所以方便须有善巧，没有善巧就不成其为方便。“更以异方便，助显第一义”就是说圣者解脱的境界在无可言说、无可表示的情况之下，不得不借众生世俗谛的方便来开显第一谛。所以佛教思想的时代关系，就可以在历史上因时因地因人而异。

印度二千多年前的原始佛教、大乘开展出来的佛教、到晚期的密教，甚至中国特殊发展的禅宗，这些都可说是适应“异方便”的开展。如果这些方便有了事过境迁，我们又执方便以为究竟，以为是不可更变的如实，那么就会像印顺导师说的那样：“二千年来的佛法，在过去是多少无上的妙方便，到今天反而是障碍佛法的不方便了。”所以《妙法莲华经》里，又有一句话说“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方便”的佛法是可以舍的，可以因为时间、空间和人事关系的不同而舍弃的。

谈到“理”跟“事”，说到理事要相应，我们说“时间、空间、人”三者表现的就是事，佛法也要不离开这些关节去印证。如果学佛，对这个事不能条理分明、不能正知正见，学起佛来就本末颠倒，苦苦恼恼，不得受用。所以理事相应，首先要与你当前的生活环境能应用得上，这才叫做理事相应，这个就是事。所以禅宗也说：“平常心是道，搬柴运水无非是道”，就是告诉我们在日常生活里，我生活周遭的就是我体会真理的地方，不能离开这些。所以佛教是非常富有人文色彩的。这“究竟”跟“方便”的抉择，就可以把佛教跟我们当代社会、当代人的生活，充分地密切配合、而不脱节。不管时代怎么样地进步、怎么样地变化，佛教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就像我们传统儒家思想说“苟日新、日日新”这样的生生不已，佛法本来就富有这样的思想、这样的精神。这里我要提到佛教最根本的思想：“无常”的思想，这是我常常谈起来的。对于所谓“末法”、“像法”、“正法”，我常常批评它，已经流入于“宿命论”的讲法，违背了佛教无常论的讲法。佛教的“无常论”并没有一个定型的方式，一切事一切人都可变，变好变坏决定于这个人的迷、悟而已。“迷”，当然是受宿命论那些邪知邪见的引导；“悟”，你就可领悟到，任何时间任何空间都不障碍任何人悟入佛法。

佛学常说“理事无碍”，说“性相不二、空有圆融”，“理性空”同样接近“理”涵意，“事相有”同样接近“事”涵意，只是着重点、应用不一样而已，这是佛教一贯具有的精神。我们要了解佛法的理性跟空寂的性空境界，那确实是一件形上的、抽象的、超越的境界。简单的说，真理是超越时空的，无法用时空的影响。佛法的理性若要加以表现、具体的弘扬，又不得不透过事相的显现。所以在事相的显现上，就可以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今天这个空间，今天这个现实的生活环境里，以我们的感触来运用佛法，如果我们不能领悟“理事要相应”真谛，则中国佛教的困境以及它的衰相，是很难扭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