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上新出现的医药内容，如《耆婆医方论》、从《千金翼方》保存下来的资料看，用药既有天竺和西域所产，也有内地药材，表现在药物使用上的结合。有趣的是在吐鲁番出土的《五脏论》医学卷子，有署名为《张仲景五脏论》者，内中谈及印度古代名医耆婆；署名《婆五脏论》者，内中主要内容为阴阳五行，表明两种医学体系交流与竞争。

    僧医临床治病对象上至帝后，下至众生。有从龟兹(今新疆库车一带)来的僧医佛图澄为赵王太子治好其它御医束手无策之病。二十六史医药学家传记中沙门洪蕴传、法坚传、僧智缘传等均为当时著名的僧医，甚好为御医，另有道家陶弘京晚年受五大戒，归铱佛门。孙思邈称他“道合古今，学禅数术……，深入不二(不二法门)，则今之维摩洁耳”。所著《千金翼方》是最早提到《大藏经》的医籍，从“四大”医理、医德，到“万物皆药”的思想均予吸收，多处引用《耆婆医方论》(二十六史未见著录)，有的可能是孙思邈本人发挥，如该书卷22所引“耆婆大土治人五脏六腑内万病及补益长年不老方”，从方名到组成(紫石英、白茯苓、麦门冬、防风、芍药)均为纯中医药，只是冠以耆婆之名，于主治中夸大其辞(“万病皆愈”)，涂上“须持五戒十善，行慈悲心，救护一切”的佛教色彩，也可能是僧人为了传教的需要而杜撰，但被孙思邈兼收并蓄。再有正史传记虽未载其与佛门关系，但从《高僧传 》、《居士传》内得证所信乃佛，前者如晋时高僧佛图澄、于法开，后者如胡洽(《百病方》) 、王肯堂(《证治准绳》)。故僧医当是以佛事为主，兼行医道，而医僧则是以医为主，信仰佛教而已。无名氏僧医，治好顽疾亦见于史书，如宋书符瑞志记录一沙门用黄散治愈皇帝经年不愈的手创的案例，此种黄散日后皇帝征伐受伤累用见效。

    据很不完全统计，与佛教有缘的有名氏医者有30余人，无名氏更多，把二十六史传记和历代高僧传中提到的僧医或医僧全部整理出来，估计有百余人之多。其临床经验必有可取之处。天王补心丹源于“毗沙门天王奉宣和尚神妙补心丸”以及印度和西域香药的大量引进并形成活血化瘀、芳香开窍一类治则就是明证。

    寺院医学盛行。寺院医学(monastic medicine)随着佛教的昌盛而兴起，亦随佛教的衰落而近于消失。南齐萧子良等曾设“六疾馆”(佛教医院的雏型)，北齐天竺僧人那连提黎耶曾设“疠迁所”，把隔离麻风病人的措施介绍到中国。释智岩于公元643年在南京办佛教医院。武则天执政时期大兴佛教，拨款办病院，此种作法大约持续了一百多年。唐懿宗咸通8 年(公元867年)大病初愈，既复兴佛教，又加强佛教医院僧医的培养和管理。浙江萧山竹林寺建于南齐，该寺女科肇始宋代，清初流传于民间，《竹林寺女科》远近闻名。寺院种药、贮药、施药的传统还经金具和向传到日本，唐伯提守即有施经院。僧人乞药用于制药治病， 有伦敦博物馆图书馆藏敦煌卷子S.5901为证。“名山僧占尽”，设在荒郊野岭的寺院，条件自不如城镇优越，但自采草药和武僧跌打损伤药的创用是其特点，五台山、峨嵋山、九华山 、普陀山、蒿山等处就留下不少方药有待挖掘整理。此外，敦煌石窟的医药卷子和部分壁画上的动植物可能与医药有关；龙门石窟的药方洞刻有初唐方剂100余首；内蒙辽代古塔的天宫中发现有距今1000多年的药材，均提供了宝贵的佛教医药实物证据。即使到了酉医药和中医药保健体系大普及的今天，少数寺院仍坚持办义诊所，少数僧人仍坚持行医，如福州开元专的堤润法师，在用草药治疗疑难病症方面，海内外皆有盛名。值得注意的是，佛香在寺院的广泛使用，除心理气氛的营造作用外，焚香过程中释放出的化学物质多有环境消毒作用， 香汤浴沐和涂香更有皮肤直接吸收的效果，其防病保健作用不言而喻。苏轼诗《佛日山荣长 老方长五绝》云“……水沉(即沉香)销尽碧烟横；道人(即和尚)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莺栗 汤。”正是寺院生活的真实写照。

    对本草方书的影响表现在吸收外来药物因地制宜地配制良方。《名医别录》首载沉香、薰陆香(乳香)、鸡舌香、藿香、詹糖香、枫香、苏合(香)、紫真檀木等，表明其著作年代不会早于东汉末年，梁陶弘景认为这些香很少入药，主要是供合好香用，而合香又主要是供进香者用。《唐本草》首载的安息香、龙脑香、苏方木、胡椒等至少在晋代佛阁澄时已引进， 只是未见本草收录而已；新增的河梨勒、毗梨勒和庵摩勒，佛医奉为“三果”，见于经典，在两汉时已流传于西域，已故当代名医凌一揆曾指导药厂开发三勒浆口服液，主要原料就是 “三果”。《图经本草》转述张仲景面煨河子治气痢，可能属实。《传信方》记载刘禹锡之子患赤白痢久治不愈，服河子汤甚效，而河子甘草汤正是广州法性寺的常用方。至今藏药中三果仍为极常用药物。李时珍《本草纲目》引据书目中就有《金刚经》、《金光明经》、《圆觉经》、《法华经》等，并记述20余种外来药物的梵名，从而推测李时珍还查阅过《翻梵语》之类工具书，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的来源之一是释氏书和《五台山志》等佛教地志类文献，峨嵋山僧采普贤线以为上药，福州开元寺造优质建曲、灵隐寺僧治外痔的事迹赖以保存。特别是据《五台山志》发现寺僧采旱金莲作茶待客，现已开发成治上呼吸道感染的金莲花片。康熙大帝亲自从五台山移栽金莲花于避暑山庄，有诗句“曾观贝叶志金莲”，透露此帝信佛，且竭力寻找佛经中中土不产之圣花的代用品。世宗更谓：“虚空独有金莲号，图谱考莫从我来。”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前代确实将此种植物与佛教联系起来。此例可证佛教在传播过播过程中与当时当地实际相结合促进了新草药的开发利用。

    4、 佛教医药的前途

    原始佛教医药本是“四体液”和“三体液”论的混合体，同时又继承了婆罗门和沙门的医学思想在其传播过程中还不断吸收各民族医药而扩一充并丰富起来，但在遇到中医药体系后，却不能；将其同化，反而被中医药体系所异化，即使是隋唐鼎盛时期，亦未能动摇阴阳五行和脏腑理论，这种历史过程说明三体液与阴阳、“四大”与“五行”。千年碰撞仍难以融合，但不等于说中国无佛教医药可言。所谓佛教医药，当是指僧尼自救或救人所用的一种科学手段，药物的或非药物的疗法都包括在内，采用什么种类的医疗思想，产于何地的药物并不是划分佛教医药和非佛教医药的界限。其地位不亚于民族药，而且是跨民族的，是传统医药学的重要分支。原因就在于僧尼是一种特殊的群体，所处的人文自然环境亦有特异，循此思路前进，我们将从《大藏经》和相关文献。以及残存于现代的医疗经验中，发掘出有效新方药，为大众健康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