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法治与人治。传统宗派的延续，对祖师的人格魅力的依赖性很强。因而往往人亡道衰。这是人治的弊端之一。而禅宗之盛在很大程度上靠传承的制度化，当然，其子孙制并不适应于现代。太虚汲汲于僧伽制度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有鉴于此。同时，遵循佛祖以戒为师遗命，太虚也极力推崇菩萨戒，印顺则强调“法与律合一”【同前揭印顺：《人间佛教要略》。】。尽管迄今为止，如何以符合佛陀本怀的戒律制度与争取有利于佛教发展的法律环境（法治）来取代人治仍在探索之中【参邓子美：《新世纪佛教复兴的组织基础：20世纪中国佛教教会社团的组建》，《法音》1999年?5～8期，?1页。】，但太虚与印顺无疑已为人间佛教指明了方向。

　　9．现代市民与传统农、牧民。以往中国佛教的信仰者主要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农、牧民，当然也包括部分地主与贵族官僚，但后者似更多地倾向于儒教。人间佛教的主要信仰群体则为现代市民，包括中产阶层，也不排除被卷入市场经济的农、牧民。这一点，从太虚及其弟子较受欢迎的地区分布就可以了解【参邓子美：《太虚与马丁·路德：现代化视角下的中西宗教改革比较》，《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1期，22页。】。可以说，人间佛教将随着中国市民社会的成长而壮大。

　　10．彻底清除俗化污染与有意无意容留、利用这类污染。人间佛教理论的发展，依印顺之说，乃有鉴于过去有些僧人只“为别人诵经、礼忏”，生活“与俗人没有多大差别”，而且其修行掺有“先天”、“无为”等道门，与纯正佛法“差距太大”，因而他“确认佛法的衰落与演化中的神化、俗化有关，那末应从传统束缚、神秘催眠状态中，振作起来，为纯正的佛法而努力”【印顺：《游心法海六十年》，台北正闻出版社，1985年。】。赵朴初也说：提倡人间佛教，要“克服历史所给予的污染和困难”【赵朴初：《佛教常识答问》，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113页。】。印顺、赵朴初所谓“俗化”与“历史污染”，一指原始巫术及与此相连的民俗信仰，这在印度、中国与东南亚都普遍存在；二指中国古代宗法制的污染，包括至今影响仍很大的祖先崇拜。这些都不是佛教本有的，某些对佛学有所了解的守旧僧人也知道，但他们为了个人利养，有意无意地放任甚至鼓励民间带有巫术目的的追求，此即利用。这表面上好像为佛教吸引了信众，实际上是为他们自己吸引信徒而背离了佛教。对民俗信仰，认识上应清醒，处理上应善巧。其实，太虚与印顺强调的正信，很大程度上对此而言。当然，植根于民俗的这类东西不是那么容易清除的，换上新面目的沉渣会不断泛起，影响于佛教。但不断清除这类东西的过程也就是人间佛教升华为完全成熟的高级宗教的过程，而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知识水平不断提高的现代人信仰必然趋向于高级宗教。

　　人间佛教与传统的重大差别中的第一、二点，如太虚、印顺所说，是鉴于传统弊端的对治，是去腐生新，是人间佛教的立足点。重大差别中的第三、四点，是纠正传统之偏，是人间佛教更全面恰当地处理好世出与世入、心与境关系的态度。其五、六两点，是人间佛教相对于传统而言的内在精神转换。第七点指人间佛教的物质载体与经济资源已有了重心转移，也是人间佛教区别于传统的外观表现，而并非否定寺院，寺院当然仍是僧人安心立命之地。第八点强调戒律法制与教理同样具有重塑人心、道心的功能，在现代社会戒律法制可能更具有“规模效应”；强调了戒律法制对保持现代化佛教事业连续性之重要。第九点指出了人间佛教与古代佛教在争取信仰资源与关怀对象方面的主要差别。最后，点明了每个关心人间佛教的人都要面对的现实问题。人间佛教超越传统诸点，构成其现代品格，包括立足点、基本态度、内在精神、外观表现、重点关怀对象、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