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中国的年代，依史料记载，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如“秦始皇四年（西元前二四三）西域僧人室利房十八人齎持佛经来长安”□、“汉武帝元狩二年（西元前一二一）霍去病讨匈奴时得金人，安置于甘泉宫”□、“西汉哀帝元寿元年（西元前二），博士弟子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图经”等□。然在诸传说中，一般以“汉明感梦，初传其道”的说法最为有名□，三国以来即被盛传。

　　梁代慧皎《高僧传》记载此事云：“汉明帝梦一金人于殿廷，以占所梦，傅毅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往天竺。愔等于彼遇见摩腾、竺法兰二梵僧，乃要还汉地，译《四十二章经》，二僧住处，今雒阳门白马寺也。”因此在佛教史上，多以汉明帝永平十年（六七），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以白马驮经像来华，是为佛教传入之年。明帝为纪念白马驮经，将二僧所住的鸿胪寺□改名为“白马寺”□，成为中国第一座佛寺。尔后，凡僧尼所住之处即称为“寺”。白马寺被后世佛弟子尊为“祖源”和“释源”，而二僧所合译的《四十二章经》，也成为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

　　继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之后，陆续有梵僧来华，他们主要经由丝路□前来。然梵僧弘化有显著事迹者，始于东汉末年以洛阳为中心的译经工作。据《开元释教录》载，从桓帝到献帝（一八九｜二二○）的四十年中，译有经典一八七部三七九卷，这说明中国佛教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发展。而译经高僧中以安世高和支娄迦谶最具代表性。

　　安世高，原为安息太子，东汉桓帝建和元年（一四七）东来洛阳，二十余年间，致力译经，共译出《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四谛经》、《八正道经》等三十余部，多为小乘禅数“阿毗昙”之学□，是中国早期传译小乘思想的第一人。其次第禅观的修行及传译的平易精简，对佛教的传播贡献卓著，是中国早期佛学流布的奠基者□。

　　支娄迦谶（简称支谶），大月氏人，桓帝末年游化至洛阳，于灵帝时译出经典十四部二十七卷，皆为大乘之学□，以《道行般若经》、《首楞严三昧经》和《般舟三昧经》最为重要。《道行般若经》乃中国般若系经典最早的译本，其后魏晋玄学兴起，般若思想能相应盛行，此经居启蒙之大功□；《首楞严三昧经》和《般舟三昧经》是介绍大乘禅观的著作。其中，《般舟三昧经》又为阿弥陀佛信仰传入汉地的开始。支谶的译典，为后世大乘佛教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综观中国佛教初期的弘译可分为二系：一为安世高小乘禅数阿毗昙系，二为支娄迦谶大乘方等般若系。这是由于时当印度大小乘兼畅之世，所以汉末二大译师实代表印度佛教的两大系统，也可以说中国一开始所接受的佛教便是兼具大小乘，这是中国佛教初传的特色。

　　佛教最初传入中国，因文化背景全然不同，故被视为与当时流行的黄老神仙方术同类，仅通行于少数的王公贵族之间，如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图之仁祠”、桓帝“宫中立黄老浮图之祠”□。尔后，在社会政治上，宦官外戚斗争为患，天灾时起，黄巾起义□，军阀混战而民不聊生；在学术上，两汉儒家困于“经学考据”□、“谶纬合流”□而抑郁难抒。因此平民、士子在长期生活悲苦、心灵困顿之时，佛教的无常及因果观，纾解了他们的情绪，而方等般若的精深更启迪了他们的思想。所以，到了汉末三国时代，佛教逐渐由上层遍及民间，由少数人逐渐扩展到多数人，弘化地区也由洛阳、长安往南方开展□。

　　[注释]

　　□隋朝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一记载，秦始皇四年，沙门室利防等十八贤者齎来佛经，但为秦始皇所拘禁。唐法琳《破邪论》卷下也有相同记载。对于此事件的时间恰与阿育王派遣传教师至世界各地传教时间相同，故印顺法师在《印度之佛教》中说：“旧传秦始皇时有室利防等十八人来化，虽传说无征，然适与迦王 （阿育王）时代相当，或即所派传教师之一也！”另吕澄在《印度佛教史略》中亦有相同看法。

　　□《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载：西汉武帝元狩二年，霍去病讨匈奴时得金人，祠休屠王，安置于甘泉宫。《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及《汉书》卷五五“霍去病传”，只记载：休屠王得金人，至于有关佛教部分，未曾言及。此处的“休屠”系指佛陀，另有浮屠、佛图之称，此皆梵语 Buddha 的译音。

　　□《三国志．魏志》卷三十所引述魏鱼豢《魏略．西戎传》的记事：“昔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图经，曰复立者，乃其人是。”“博士弟子”乃汉代官名。又“景卢”一名，在《魏书．释老志》中作“秦景宪”。“复立”一词，根据《世说新语》文学篇认为乃“复豆”之误，而“复豆”亦为Buddha的音译，即佛陀的意思。

　　□有关汉明帝感梦之说，另载于《后汉书》卷十“孝明皇帝记”、《牟子理惑论》、《老子化胡经》、“四十二章经序”、《明佛论》、《出三藏记集》、《洛阳伽蓝记》、《魏书．释老志》等书。唯对于出使时间、有否延请迦叶摩腾、竺法兰二僧回汉地，携回《四十二章经》及建造白马寺等事迹，诸书记载有异。

　　□“寺”，本为官衙之称。鸿胪寺为汉朝接待外国宾客的官衙，佛教初传入中国时，来华传法的西域沙门被安置于鸿胪寺，由鸿胪卿知会其进退。□或谓白马寺乃明帝敕令于洛阳城西雍门（西阳门）外所建。如《洛阳伽蓝记》卷四云：“白马寺，汉明帝所立也，佛入中国之始。寺在西阳门外三里，御道南。帝梦金神，长大 （疑作丈）六，项背日月光明。金神，号曰佛。遣使向西域求之，乃得经像焉。时白马负经而来，因以为名。”或据《梁高僧传》卷一载，相传天竺国有伽蓝，名招提，国王尝毁破诸寺，唯招提寺未及毁坏，后因夜有一白马绕塔悲鸣，王遂停毁，并改招提寺为白马寺，后诸寺立，多取此名，故谓东汉明帝于洛阳城西始建佛寺时，系依准此一典故而称白马寺。

　　□即丝绸之路。东起中国长安，向西穿过河西走廊，在敦煌分为南北两道通向西域。北道出玉门关，沿塔里木河北面进发，途经龟兹（今新疆库车附近）、疏勒，越过葱岭，再经大宛、康居；南道沿塔里木河以南前进，经于阗、莎车，越葱岭，与北道在木鹿城（在苏联土库曼境内）会合，再行抵里海南部后，到伊朗境内。中国原为丝绸的故乡，早在西元前一世纪以后的一千多年中，大量的生丝、丝绸和其他货物即经由此路运销至西域及欧洲，因它以运输丝绸著称，故称为“丝路”。此条贸易通路的开辟，原是西汉武帝时（约西元前一一五年），为联合大月氏及西域各国共谋策略抵御匈奴，派遣张骞二次通使西域而开辟。它在长时期内曾是东西方往来的交通要道，也是东西方经济文化的重要通路。

　　□“禅”即禅定。“数”即指以四谛、五蕴、八正道、十二因缘等法数，来解释佛教基本义理。“阿毗昙”又　　为“论”，即对佛经教义等的诠释。在安世高的译典当中，也有一部份是属于《阿含经》的单品及解释其教义的论书（阿毗昙）的节本，如《阿昙五法经》等，故东晋道安在“阴持入经序”（《佑录》卷六）评其“博闻稽古，特专阿毗昙学，其所出经，禅数最悉”。

　　□僧佑所撰《出三藏记集．安世高传》中，评安世高译经“意理明析，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凡在读者，皆叠叠而不倦焉”。其译籍对佛教早期的传播影响可谓深远，尤其首传禅法入汉，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支谶入汉时期正值贵霜王朝统治印度之时，当时大小乘佛教都颇为兴盛。早期大乘经典如《般若经》、《法华经》、《华严经》、《阿弥陀经》、《维摩经》等，皆已传播，并沿丝路传入汉地。因此，支谶所译佛经是顺应时代思潮的。

　　□《道行般若经》与三国支谦所译《大明度无极经》、姚秦鸠摩罗什译《小品般若波罗蜜经》是同本异译。魏晋玄学兴起，般若思想相应盛行。详见第七课“魏晋佛教”。

　　□《后汉书．襄楷传》：“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罚过理，既乖其道，岂获其祚哉！”

　　□东汉末年政治愈益腐败，外戚宦官专权，地主迅速扩张，再加上天灾不断，百姓流离失所，因此农民暴动不断。农民也希望由宗教获得精神安慰，佛教在此期间便有不少经典被译成汉文，影响力渐增。但初创的道教也开始在社会上流传，汉灵帝中平元年，张角利用太平道（属于道教的一派）动员农民，提出“苍天已死，　　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发动黄巾起义。起义军有三十六万人，虽然起义仍告失败，但也给朝廷和贵戚重大的打击。□西汉武帝时，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儒家经学透过宣说天人感应和名教纲常来拥护封建政治，成为朝廷选拔人才的标准。因而，儒家思想在文化学术界占有统治地位。然经学自身的发展，越来越空洞繁琐，故在西汉后期已有“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汉书．艺文志》）的批评。到了汉魏时期，经学渐失其地位。

　　□谶纬是流行于汉代的一种具有十分浓厚神秘色彩的迷信。“谶”，是一种“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的神秘语言，通常由天子颁布。这种预言被认为来自天帝、神仙，是符合天意的，故又称为符或符命。同时为显示谶书的神秘性，往往把它染成绿色，称为籙。又因常附有图，因此也称为图谶。纬乃“经之支流，衍及旁义”，是方士化的儒生用神学观点对儒家经典进行解释和比附的著作，它相对于“经”而得名。经的原意为织物上的纵丝，纬是织物上的横丝，纬书依附于经书，正如布上的纬线与经线相配一样。汉代儒学有“五经”、　　经”之说，而纬书也有“五纬”、“七纬”之称。因纬书中也有谶语，所以后来往往把谶和纬混为一谈，通称为谶纬。经学与谶纬合流，使经学更加趋于虚枉迷信。

　　□北方关中、洛阳一带的人民，因受到董卓等军阀的掠夺杀伐，纷纷南逃，佛教也因而南传。如《高僧传．安世高传》载：“高游化中国，宣经事华，值灵帝之末，关洛扰乱，乃振锡江南。”安世高避难江南，经庐山、南昌至广州、会稽，他行走的方向大体反映着当时佛教传播的路线。另外《出三藏记集．支谦传》也记载，支谦在汉献帝末年与乡人数十名避乱到吴地。因此，佛教因战乱而渐往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