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中与时俱进的改革运动一直绵绵不断，其思想动力一直长入近代中国社会。清末变法的知识精英和进步知识分子，从康有为、梁启超，到谭嗣同，再到后来的章太炎等，无不受到佛教的自我牺牲精神的影响，从而推动了波澜壮阔的近代维新和改良运动。

　　进入20世纪初，处于封建社会末期的中国佛教界，发生了化腐朽为神奇的革命转换。无论在僧界，还是在俗界，都有人倡导佛教的改革。从杨仁山、欧阳竟无到太虚大师，一大批知识精英都在鼓吹和实践佛教界的改革以至革命。从外部世界来看，这是一种新的前所未有的时节因缘所致。因为近代以来的中国佛教同中国社会一样，面临相同的困境：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入侵与压迫，基督教的势力扩张，农村社会的破落，传统儒家伦理的衰落，军阀的割据与战乱；更重要的还有，假科学昌明而对精神文明的颠覆，假政教分离而对传统宗教的迫害。所有这些都迫使中国社会中的知识精英不得不思考佛教的命运，不得不思考如何开发现成的宗教精神资源。

　　从佛教内部来看，佛教自身也有不少问题。“物必自朽而后虫生”，近代中国社会中佛教的虚弱，以及它所处的窘迫处境，都可以从佛教僧团内部的某些陈规陋俗寻出原委。佛教和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其根源是共同的。

　　太虚大师提出了教理、教产、教制三大革命，想以此来解决佛教内部的问题。太虚大师还直追世界潮流，积极投身于世界一体的政治化建设，接引了西方的民主、自由、科学等思想，且用了一生的精力，集合同志，奔走呼吁，力挽狂澜，虽然最终赍志而亡，但至少在培养僧才方面是卓有成果的。20世纪后半期最有名的佛教改革家和人间佛教的思想倡导者，大都出自他的门下。

　　中国佛教改革维新的历史任务并未完成。中国佛教适应现代社会的目标和口号并非没有一套体系性的思想。但中国佛教的生存环境是一个亟待完成现代化的现实社会。今天，我们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迅猛发展的经济的确是亚洲的乃至世界的奇迹。但中国佛教的积弊仍然不可谓不深和不广，因而以人间佛教为旗帜的佛教革新运动任重而道远。在社会主义新中国，在中国人逐步走向和谐社会与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佛教只有发挥传统的优秀成分，关心社会、关心众生，只有在积极适应社会主义这一现实社会的前提下，保持自己的宗教超越性与神圣性特点，才能不断革旧鼎新，不断进步，以正法引导群生。

　　中国佛教有着深厚的自我改革的传统与机制，能够从内部不断实现自身改革。中国佛教完成当代现代化改造这一历史任务的前提是，培养和建立一个“继承传统而能创新，适应现代而不世俗”的佛教僧伽。(信息来源:凤凰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