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仁山居士殁后，欧阳竟无又创办支那内学院于金陵刻经处。后又于内院设“法相大学”特科，使绝响千年的法相唯识学重放异彩；太虚大师则创办佛学院于武昌。缁素两师同弘法相唯识，同为佛学思想界巨擘，而他们在法义上的不同见解，却推动了近代佛学研究的发展。

　　 支那内学院学人毕集，吕徽、王恩洋、黄忏华、陈真如（铭枢）、熊十力皆列于门下，梁漱溟、汤用彤及梁启超亦从而问学。后来梁启超、汤用彤、梁漱溟、熊十力等至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东南大学等校任教，使佛学走向高等学府的讲坛。

　　 居士佛学还通过当时维新派人物谭嗣同、梁启超以及国民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如章太炎等向政界渗透，间接地影响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

　　 祗洹精舍与佛学研究会不同于古老的教学方式，它是一所新式教育制度的僧学堂，开创了中国佛教教育及一代居士佛学的新风，后来各地佛学院的兴办与佛学研究机构的成立，亦多受其影响。

　　 金陵刻经处在近代居士佛教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金陵刻经处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家由居士创办的佛教文化机构，它在经籍刊刻流通、佛学教学、佛学研究等方面均创立了卓有成效的业绩，在以上几节论述中都已作了明白的展示，可以肯定：金陵刻经处在杨仁山居士的倡导下所取得的成绩，及其对近代佛教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杨仁山居士的功绩是肯定的，正如太虚法师赞杨仁山为“中国佛学重昌关系最巨之一人”；赵朴初居士则说：“近代佛教昌明，义学振兴，居士之功居首。”

　　 金陵刻经处是在清末佛教衰微之时创建的，由于刻经处同人的努力，对我国近代佛教的复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国现在正处于国家繁荣昌盛，佛教事业空前发展的大好时期。但因历史的原因，人才奇缺、四众素质偏低的现象亦仍存在。在居士学佛方面，虽然在许多地方都已恢复佛教居士林组织，但是活动尚未走上规范，在有些地方甚至以佛事活动大搞经济收入，偏离了学佛的方向。为使佛教事业能如法、健康地发展，总结和汲取金陵刻经处在弘扬正法中的宝贵经验，对振兴佛教与弘扬佛教文化以净化人生，无疑是适时而必要的，愿以此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