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佛教新兴教团的崛起更引人注目，它们与战后日本出现的三次“宗教热”有关。第一次热潮始于“天皇神圣”神话破灭之时，日本人的传统价值发生了根本性的崩溃，许多人试图通过信仰新兴宗教排除内心的迷惘与失控，新兴教团如雨后春笋纷纷而生。第二次宗教热发生在50年代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他们与原来的农村社团脱节，在城市中又孤立无援，因而把宗教组织作为依托的集团。第三次宗教热出现在现代富足的社会，其突出的特征是参加的年轻人多、知识层的比例高、教团小型化、活动限于某一个区域、教名标新立异、教义光怪陆离、入教者多持“自我开发”、“自我实现”意识。此外还有一些年轻人在现代社会的金钱、权力至上，人情冷漠的环境里和升学、就业的激烈竞争中承受着高度精神和思想压力，陷于难以排遣的困惑、彷惶和寂寞中，最后投身于宗教的怀抱。在这些新兴佛教教团中影响最大的创价学会与灵友会。他们既把佛教当作一种新人道主义的基础，坚信它可以创造出有能力应付现代发展的新型人；也强调理性作用对生与死、轮回与转世、天界与地狱等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佛教从根本上符合理性，可以提供灵性和伦理教诲，以弥补现代科学成果的不足；他们注重指导人们在家庭、职业和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和宗教与伦理问题，以满足人们对团结与社会服务的需求。他们的教义相当通俗简单，如“灵友会”的根本教义就是《法华经》信仰与祖先供奉的结合。凭着祭拜信众们的祖先万灵，使自己能切断恶因缘，得到灵的保护，从而使家庭与国家能够幸福与安康。“创价学会”依循古代大德日莲的教义，实践日莲宗的作法。信众每日勤修功课、消除恶运、开启自己的幸福。1961年该会开始了吸收300万信众的“折伏大行进”活动，由于教团领导人灵异能力的摄受、主要干部的殉教勇气与奋斗不屈的风格和行动策划出色，这一活动获得极大的成功。当今，新兴佛教教团凭借着简单的教义、现代化的组织和传教形式、充满活力布教体制、丰富多采的宗教生活，活跃在日本的社会中。尽管他们的社会地位远不如传统佛教教派，但由于其信众大多是小市民、小商人、农民、家庭主妇与学生，他们对选票与政治结合的日本社会影响越来越大。战后日本佛教已在北美、南美、西欧、南亚、大洋洲的一些国家发展，其中以真宗本愿寺派的海外布教规模最大、信徒最多，禅宗的影响更甚，新兴佛教教团的势力也不容忽视。

　　 二战后佛教在朝鲜的影响减弱，但在韩国却十分兴旺。在蒙古佛教受到猛烈冲击，大批寺庙被关闭，不少喇嘛被迫还俗为在家信徒，但佛教信仰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仍有潜在的深刻影响。1949年蒙古政府重新开放乌兰巴托的甘登寺，自那时起到1990年初，该寺一直是蒙古唯一的宗教活动场所。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蒙古政教关系有所缓和，1961年蒙古佛教联盟成立。1969年根据蒙古、苏联、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佛教徒的倡议，“亚洲佛教徒和平会议”（Asian Buddhist Conference for Peace，ABCP）组织在乌兰巴托正式成立。1992年蒙古颁布新宪法，公民的信仰自由受到法律保护，佛教势力迅速发展，寺庙已有百余座，佛教徒已占全国人口的35％。1993年蒙古颁布了“国家与寺庙关系法”，进一步明确了国家宗教政策和宗教活动的权限，强调国家机关不得从事宗教活动，寺庙不得从事政治活动。战后在藏传佛教影响很深的苏联的布里亚特、卡尔梅克共和国和赤塔、图瓦、伊尔库茨克省及某些中亚地区，佛教徒活动减少。1956年苏联所有的佛教团体汇聚一起，举行了仪式隆重、热闹非凡的庆祝佛陀涅槃2500周年盛会。此后，每逢佛教节日寺庙里人声鼎沸、香烟缭绕，但平日的佛教活动不多。苏联解体后上述地区的佛教势力与活动有所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