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与真如沙门之碑
碑文中记载，容光法师19岁于水目山出家，受具足戒后，“遍游诸方12年，朝名山广印知识”，回滇后参大姚县妙峰山淮峰和尚，嗣临济宗第35世。从清道光三年（1823）开始，开坛8次。“初往妙峰结七，开舍卫之宗风；次就感通（今大理市感通寺）说戒，演园之梵纲；教毗尼于龙华（今姚安县龙华寺），讲楞伽之元机；振威仪于至德，谈法华之妙理；兴佛事于仁静，传斩猫之心印；阐祖规于石笏（今剑川县石宝山），续拈花之意旨。化圆通（今保山市圆通寺）于指月，则波旬丧胆；显手眼于鸡足（今宾川县鸡足山），使顽石点头”。“道场圆满，师就水目。”此后，僧众云集，“有容光和尚，念自性弥陀，行超西迤，道冠南滇，说印空四有之经，演大乘小乘之义”，足见一代大师佛法之精深，道行之卓越，影响之广大，在云南省内首屈一指。这些精辟的记述，同时也反映出水目山当年佛事活动“梵音浩浩”之盛况，并由此体现了水目山在滇西地区“禅宗中心道场”的影响和地位。
尤其珍贵的是，《真如沙门之碑》中，还记载了中国近代史上禁烟运动先驱、时任云贵总督的林则徐前往滇西途中寻访容光法师并篆额“真如沙门之碑”的经过。碑文云：“戊申（1848年），少穆林公西行，道过纯瑛禅院，问瑛曰：‘滇有名山，多出法王。近年以来，何者清高达道？’瑛曰：‘有水目大师，如意诸法，通达妙门。定则舟自度，慧则法海度人。师往感通说戒，罗军门口德请师，师谓使者曰：道场耶？应供耶？若道场，道场已 ,若应供，法喜充满。师竟未赴。又于石笏嗣律，伊中堂慕德请师，师谓使者曰：会法耶？会僧耶？会法无法所说，会僧定僧不动。依然未赴。海师岩居穴处，冰消瓦解，难行能行，难忍能忍。’见此行业，清高达道，林公叹曰：‘智者难逢，某现宰官身，错过西来意。’（言毕）欢喜赞额‘真如沙门’，饬众泐碑。”
从碑文中可以看出，容光早在1846年就已经圆寂了，因此，林则徐不可能见到容光。虽然林公内心深感遗憾，但由此看到水目名山如此兴盛，影响如此之大，自己着意寻求“清高达道”的心愿已经得到满足，崇敬之情油然而生。恰逢远近僧众会同官绅及民间至信舍家，商议为容光树碑立传撰写碑文，林则徐应邀欣然命笔，篆书“真如沙门之碑”6个字，作为碑额，用“真如沙门”4个字，高度概括赞颂了容光大师，同时也为高僧辈出的名山法地水目山做出了极高的评价。
在佛教经典中，“沙门”意为勤息，即勤修戒定慧、熄灭贪痴的意思。按古印度习俗，凡出家人，不论何教何派，都泛称“沙门”。佛教传入中国后， “沙门”成为佛教僧人的专称。《长阿含经》卷一《大本经》中解释说：“沙门者，舍离恩爱，出家修道，摄御诸根，不染外欲，慈心一切，无所伤害，逢苦不戚，遇乐不忻，能忍如地，故号‘沙门’。”当代佛教学者弘学居土主编的《佛学概论》中指出：“真是真实不虚，如是如常不变，合真实如实二意，名为真如。又，真是真相，如是如此，真相如此，故名真如。”一切万法，体性离虚妄而真实，故曰真；常住不变，寂然不动，故曰如。尽管佛教各派对“真如”的解释有所不同，但都把“真如”看作是独一无二的佛法真理。在很多佛教专著中，所说的“真如”、“法性”、“佛性”，都是同类概念，都是用来表示佛教绝对不变的最高真理。“法性”是“真如”这一最高真理在一切事物中的具体体现，“佛性”则是“真如”在一切众生心中的具体表现。由此看来，所谓“真如沙门”，就是真正的出家人，就是已经悟到最高真理、清高达道、掌握并向众生开示佛教真义的名副其实的高僧大德。
林则徐为水目山亲笔篆额“真如沙门之碑”，不是偶然的，更不是随随便便的信手之举。林则徐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是禁烟运动的杰出先驱，是深受后人敬仰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但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是一位虔诚的佛门弟子。23岁时，他就手书《佛说阿弥陀经》、《金刚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和《往生咒》、《大悲咒》等佛教经咒，用功楷书，共贮一函，上题“行舆日课”、“净土资粮”8个字，随身携带，作为每日必诵的功课。直到1841年，他在为夫人祝寿所作的七律中，仍有“遥知手握牟尼串，犹念金刚般若经”的诗句。他的诗集中，有不少反映其参禅诵经、以佛咏景、以禅喻诗、赞颂佛门弟子，以及表现他和佛教界人士交往的内容，足见其对佛教的虔诚和对佛学研究的精深。气壮山河的“虎门销烟”之后，1840年8月，林则徐遭诬陷被革去两广总督之职，1842年被遣戍新疆伊犁“效力赎罪”，1846年署陕甘总督，次年授陕西巡抚，1848年任云贵总督，1849年因病辞职返福州老家休养，1850年11月再次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赴广西督理军务。可惜，行至广东潮州普宁县不幸病逝。水目山的《真如沙门之碑》，就是1848年仲冬在其辞职返籍之前，于滇西途中题写的。林则徐在垂暮之年依然孜孜寻访高僧大德，着意追求“清高达道”的心境，不仅为他篆额“真如沙门之碑”做出了注释，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一生高尚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