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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代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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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代佛教是叙述从公元907 —959 五十余年间,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的佛教。这时中国又南北分裂,北方是五代更迭,南方则先有前蜀、吴、吴越、闽、南汉,继有荆南(又称南平)、楚、后蜀、南唐诸国(通常连同北方在后周时割据独立的北汉、合称十国)。北方兵革时兴,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国家又对佛教执行严格的限制政策;南方则各国相安,社会比较安定,帝王都热心护教,因此两方的佛教,一则勉强维持,一则续有发展,其情况各不相同。
  北方从后梁到后汉,各代对于佛教多因袭唐代的旧规,也例行诞节诣寺行香、斋僧、僧道对论、赐紫衣师号、度僧等事,但对僧尼的管理则比较严格。管理机构为祠部(后梁),后设功德使(后唐)。度僧一向禁止私度,如后梁龙德元年(921 )即再申明令,愿出家者须入京师比试经业。后唐、后晋也同此限制,并禁新建寺院。不过后来功令渐弛,寺僧仍归浮滥,直接影响到国家的赋税、兵役,所以到了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 )便毅然对佛教予以沙汰。凡未经国家颁给寺额的寺院,基本上一律废除,仅在原无敕额寺院的地方许留一、二所。又禁止私度,出家必须通过严格的读经试验。更禁止当时流行的烧身、炼指等眩惑世俗、残害肢体的行为。这一措施的结果,国境内寺院废除的过半。因废寺院还连带将民间保存的铜制佛像全数没收,用来铸钱,以充实国家的经济。这对佛教本身来说,澄清了一切紊乱的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整顿,并不算是很坏的事,其性质也和前代各次的破佛措施不同,只是北方佛教原来仅获维持的,经此波折就更见衰落了。
  其在南方,各国割据的局面,如吴越、南汉、闽国等,历时都比较长久,又大体相安,互不侵犯,各在境内还实施些有利民生的改良政策,使经济有所发展而社会日趋安定。各国帝王多有浓厚的宗教信仰,对于佛教的建寺(如闽地在王氏统制时,凡增建寺院二百六十七所,后改属吴越,二十七年中又增二百二十一寺;到后周显德初大废佛寺,杭州寺院获存者仍达四百八十所)、造塔(如闽王王曦于永隆三年即941 年在福州乌石山麓建崇妙保圣塔,南汉王刘鋹于大宝十年即967 年在广州造千佛铁塔,今均存;又吴越王钱弘俶于后周显德初效阿育王故事,铸造八万四千小铜塔,中纳《宝箧印陀罗尼经》印刷卷子,颁布境内,十年方竣)、造像(如闽王王审知在后唐同光三年即925 年冶铜铁三万斤来铸释迦、弥勒诸像)、写经(如闽王室在后唐同光元年即923 年写金银字藏经五藏等),以至度僧(如闽地初于后唐天成三年即928 年度僧二万,自后闽僧日见增多,降至南唐,度僧仍极浮滥,金陵一地即有数千人),所以当时南地佛教始终在发展。
  唐代所有各宗派,到了五代时,只禅宗和天台宗因根据地在南方,条件优越,得到更大的开展。南方禅宗在唐末时,曹洞崛起,大振青原(行思)一系的宗风。同系德山门下的闽僧义存(822 —908 )参学归来,构居福州西山的雪峰,唐末受到闽王王氏的优礼,十数年间,替他建寺造像、厚施养众,于是教化之盛,甲于天下,四方僧众趋集,冬夏常有千五百人。其门徒中又多杰出人材,如玄沙师备(835 —908 )、洞岩(越州)可休(874 —940 ?)、鹅湖(信州)智孚、长庆(福州)惠棱、鼓山(福州)神宴,都得闽王尊重,分灯化俗。其中玄沙从《楞严经》入道,识见尤属特别,化行尤广。继有罗汉(漳州)桂琛(867 —928 ),曾参雪峰法会,但得旨于玄沙,门众推为上座,大弘玄沙之教,遍于全浙。从桂琛得法的有文益(885 —958 ),后为南唐元宗迎住于金陵报恩禅院,死后私谥法眼,衍成法眼宗。其弟子有天台德韶(891 —972 ),为吴越国师。门下有永明延寿(904 —975 )沟通禅教,后著《宗镜录》,成一大家。还有义存另一门人云门(韶州)文偃(?—949 )为南汉高祖所尊礼,教化很盛。其门下香林澄远(?—987 )后更光大,成为云门宗。此外,临济宗由兴化(魏府)存奖(830 —888 )、宝应(汝州)慧颙(?—952 )相承;曹洞宗由洞山云居道膺一系同安道丕、同安观志相承;沩仰宗由仰山南塔光涌(850 —938 )一系相承;各弘化一方,与法眼、云门并行。禅家五宗,至此完全建立。
  天台宗在五代时直传湛然之学的有义寂(919 —987 )。他因德韶的推荐,见重于吴越王钱弘俶。钱氏特为他在天台山建螺溪道场。又接受他的建议求会昌以来散失了的天台教籍于高丽。其后高丽遣谛观送了智者诸大部著述来浙,于是一宗典据大备,呈中兴之象。义寂之传有义通(972 —988 )、宗昱,通后传四明知礼,更大昌此宗之说。
  当时北方的义学是不主一宗而以疏通性相、精研大小乘的综合形式出现的。常习的经论有《法华》、《涅槃》、《仁王》、《维摩》、《弥勒上生》等经,《中观》、《唯识》、《俱舍》等论,而以《百法》、《因明》二论归之名数与立破法门,视为研学方便,敷讲尤为普遍。讲家著名的撰述有彦晖(后梁,840 —911 )的《百法论滑台(所住地方)钞》,归屿(后梁)的《百法钞会要》,虚受(后唐)的《俱舍疏钞》及《法华》、《百法》、《唯识义章》,贞辩(后唐)的《上生经钞》,可止(后唐)的《法华顿渐教义钞》,智江(后周)的《百法瑞应钞》,继伦(北汉)的《因明论演秘钞》、《法华经钞》等。又《法华》的研究本来在南方是以天台之说为正宗的,而北方学者南来讲说却常用慈恩宗义相沟通。如可周(后唐)于乾宁四年(897 )节《法华玄赞》为五卷《评经钞》,又为音训并解释道宣的《法华经序》,乾化二年(915 )以后即在浙江一带弘传其说。又皓端于杭州撰《金光明经随义释》,会通慈恩、天台两家宗要,而启发了天台内部异解的端绪。象慈光悟恩(912 —986 )即曾从皓端听习经论,而后契入天台,著《玄义》、《文句》、《止观》、《金光明金錍》科总三十五帖,继而就发《金光明玄义》真心观之难。
  此外关于律学,从中唐以来就是南山、相部、东塔三宗并行,未得统一。五代时还保持着同样状态。其在北方,新章宗即东塔一系仍在流行,著名的律师如贞峻(847 —924 )即在东京开宝律院为新章宗主。从乾化元年(914 )以来,十年之间度僧尼三千余人。又相国寺澄楚(889 —959 )亦为新章宗律主,后晋初入内道场,为皇宫妃主等落发受戒。他一生临坛度僧尼八千余人。至于江浙地方,则南山律更盛。律师元表原在长安西明参与法宝讲席,广明中(880 )来越州讲南山律钞,诸郡学人莫不趋集。其门人杭州景霄(?—927 )著《简正记》二十卷。又有守言再传元解,后为南山宗正系。又法宝高足慧则(835 —908 )亦于广明中南来传律,其弟子希觉(864 —948 )著《集要记增辉录》(《集要》为慧则之作)。其门下有赞宁(919 —1001 ),为吴越僧统,都是宏传南山宗的有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