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敦煌石窟研究走过了百年历程， 经历了解放前的发端， 解放后至1976年的发展和80年代以后的繁荣三个大的阶段。从最初开始资料搜集、画面解读、内容考证，逐步深入到专题探讨、综合研究等，出版了大批的成果，为今后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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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石窟泛指敦煌地区及其附近的石窟，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是中国中古时期的重要佛教文化遗存。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出土了5万余件从十六国到北宋时期的经卷和文书，不论从数量还是从文化内涵来看，都可以说是20世纪我国最重要的文化发现，从此，以整理和研究敦煌文献为发端，形成了一门国际性的学科——敦煌学。也正是由于藏经洞的发现引导人们重新认识和发现了敦煌石窟。

　　在敦煌石窟中，除了以石窟为主体保存有大量的壁画、雕塑外，藏经洞还出土了一批木版画、绢画、麻布画、粉本、丝织品、剪纸等美术品，这样大量的文化遗存、遗物，是研究佛教艺术及其反映的各种文化影响的重要依据，成为人们探讨中古时期东西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形象资料。近一个世纪以来，历代研究人员，含辛茹苦，辛勤采撷，索微探幽，在敦煌石窟研究中取得了丰硕成果。从20世纪开始敦煌石窟研究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

　　一

　　第一个时期是敦煌石窟研究的发端。主要工作是对石窟的调查、登录和资料的公布。同时，对石窟进行了一些粗疏的分期，对石窟内容进行了一些初步考释和研究。这一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前一个阶段，从20世纪初至30年代。从现代意义的历史学来说，将敦煌石窟作为实物对象，开展历史考古领域的研究，应当追溯到清朝末年的西北舆地之学。随着清朝多次出征新疆和鸦片战争，及西方殖民主义对中国的瓜分，边疆问题日益突出，一些清代的文人士子开始探讨边疆问题或亲自到边疆考察。作为进入西域的门户——敦煌，是必经之地和考察的对象。清末学者徐松于道光年间撰成《西域水道记》，陶保廉在光绪年间所著《辛卯侍行记》，在他们沿途的亲历考察中，对所经地域的城镇沿革、人物风俗、名胜古迹、碑铭资料都作了翔实记述，其中关于敦煌史地和莫高窟的材料，便是对敦煌石窟考察的记载。另外，敦煌的石窟也见录于清修地方志中。只是当时中国的考古学还没有起步，他们的考察记录仅是记述性的。

　　19世纪下半叶，随着我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西方列强对清政府的政治、经济、文化不断渗透，西方列强也开始对我国文化遗存进行大肆掠夺。1900年藏经洞的发现，引起了西方探险家对敦煌石窟的注意。本世纪一、二十年代，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俄国的鄂登堡等一些西方学者和探险家，开始以现代考古学的方法调查、记录、公布了敦煌石窟的部分照片和资料。

　　1900～1916年，斯坦因先后三次到新疆等地考察。1907年到敦煌莫高窟考察时，除了从王道士手中骗购了藏经洞发现的写卷和绢画外，还对莫高窟的建筑、雕塑、壁画进行了考察和记录，这也是第一次对莫高窟艺术进行的记录，1921年出版了《西域考古图记》、《千佛洞》，刊布了莫高窟壁画、绢画等照片和资料和部分榆林窟壁画照片。斯氏在敦煌期间还对长城遗址进行了掠夺性盗掘。[1]

　　1908年伯希和到莫高窟进行调查时，又骗购了藏经洞的精华，同时对大部分石窟作了描述、记录，拍摄了照片，还第一次给莫高窟有壁画洞窟编了号，对石窟的年代和壁画内容作了一些考订，对残存题识进行了记录，这是最早以近代科学的方法对敦煌石窟进行的编号和内容登录，伯氏于1920～1924年间，编著出版了《敦煌石窟图录》1～6册。

　　1914～15年，鄂登堡带领俄国第二次考察队到敦煌，在伯希和考察的基础上，对莫高窟作了比较全面、系统、详尽的综合性考察。除了对伯希和的测绘作了补充修改，新编、增编了一些洞窟编号外，还逐窟进行了拍摄、测绘和记录，对重点洞窟作了临摹。在测绘出南区洞窟单个洞窟平、立面图基础上，最后拼合出了总平面图和总立面图，形象地记录了莫高窟当年的真实情况。遗憾的是，他的这些成果直到近年才被逐渐整理发表。[2]

　　西方学者对敦煌石窟的考察，伴随着掠夺与破坏，造成了大量文物的肢解和流失。同时也带来了西方近代的考古方法，对石窟进行了编号和内容登录，公布了部分石窟照片和壁画摹本，为我们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原始资料和图片，成为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研究敦煌石窟的主要依据。

　　这一阶段国外一些学者依据伯希和、斯坦因公布的照片和资料，对洞窟进行了研究。在分期研究方面，日本人小野玄妙于1924年即已开始，此后有1931年巴切豪夫（L.Bachhofer）， 1933年喜龙仁（Osvald　Siren）的文章，由于掌握的石窟资料有限，他们的分期大都失之偏颇。[3]美国的华尔纳《万佛峡——一所九世纪石窟佛教壁画研究》， 对榆林窟五窟（今编第25窟）的壁画内容作了专题研究。[4]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学者松本荣一，1937年松氏依据斯坦因、伯希和从敦煌骗购的藏经洞出土的绢画、纸画以及在敦煌拍摄的壁画照片，写出了图文并茂的巨著《敦煌画的研究》，初版于1937年，再版于1985年，至今仍然是研究敦煌艺术的重要参考书。松本氏的研究，着重于画面与经文对照的考释，作出了很大贡献。缺点在于未将各类经变画放在中国历史和佛教、美术发展史的长河中进行系统地宏观考察，因而未能提示出各类经变画产生、发展以及式微的历史规律。他们对壁画内容的研究主要是重于艺术的描述。

　　这一时期，国内的一些学者积极奋起，对石窟的调查和记录做了很多工作。1925年陈万里随福格博物馆第二次中国西北考察对敦煌石窟进行了考察，他的《西行日记》是我国学者对敦煌石窟的第一次科学考察记录。[5]1931 年贺昌群《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是中国学者关于敦煌石窟艺术的第一篇专论，[6] 此后建筑学家梁思成初次对敦煌壁画中的建筑与内地的古建筑进行了比较研究。[7]总之， 这一阶段国外集中于对敦煌石窟的资料和照片公布，我国有关敦煌石窟研究的专论文章较少，主要是侧重于敦煌遗书的研究，石窟内容只是连带论及，到40年代我国对石窟的研究才真正开始兴起。

　　（二）从40年代开始，敦煌石窟研究工作开始全面兴起。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我国的一些学术机构和学者们，开始自己组织考察团对敦煌石窟进行调查和研究。40年代初，吴作人、关山月、黎雄才和张大千等先后到莫高窟和榆林窟临摹壁画，对宣传和推动敦煌石窟的研究起了积极作用。1941年历史学家向达，受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邀请，到敦煌进行考察。同年教育部组织以王子云为团长，画家何正璜、卢善群等为成员的文物艺术考察团到敦煌，与中央摄影社合作，对莫高窟进行了调查和拍照。1942年的西北史地考察团和1944～45年的西北考察团，向达、夏鼐、劳幹、石璋如、阎文儒等先后到敦煌进行考古调查，对大部分石窟登录内容，抄录碑文、题记，考证洞窟年代等。向达、夏鼐和阎文儒等率领的考古组不仅对敦煌石窟进行了考察，还调查了敦煌的汉长城遗址，发掘了一些古墓葬，为敦煌石窟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历史背景资料。[8]尤其是这些考察资料，不仅在这一时期进行了研究、公布，有些资料经他们带回内地整理后，又于50、6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

　　另一个就是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的前身）的成立。由于一些学者、专家和学术团体不断地到敦煌调查、临摹、研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社会有识之士的呼吁下，在于右任先生大力倡导下，于1944年终于在莫高窟正式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任所长。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这是敦煌石窟研究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敦煌石窟劫难的结束，敦煌学从单纯的文献研究扩展到以敦煌石窟为研究对象的开始。这也是我国成立最早的研究敦煌学的机构，为全面研究敦煌石窟创造了条件。当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不仅做了大量的保护、临摹工作，并且开始对敦煌石窟做了一次全面的清理、调查和编号，作了大量资料整理工作，并刊布了部分资料，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敦煌石窟研究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洞窟的调查、登录取得了可喜的成果。1940～42年张大千对洞窟作了一次清理编号，对洞窟年代作了初步判断，以后出版了《莫高窟记》。[9]1943年何正璜《敦煌莫高窟现存佛窟概况调查》， 是我国初次公布的莫高窟内容总录。[10]1944年李浴完成了《莫高窟各窟内容之调查》（未刊），对洞窟的记录更为详尽。石璋如的《莫高窟形》，收录了许多窟形、照片资料。[11]1943年史岩调查完成的《敦煌石窟画像题识》，是最早的莫高窟供养人题记。[12]1946年阎文儒《安西榆林窟调查报告》，对榆林窟的内容作了调查、登录和研究。[13]一次又一次对石窟的调查、登录，一次比一次更完善，有些是许多人先后多次调查的结果。虽然，其中有些资料一直没有刊布，有些近年才整理出版，但这些资料为以后敦煌石窟内容总录和供养人题记等一批研究成果的出版奠定了基础。

　　同时还有一批研究和介绍敦煌石窟的文章，如傅振伦《敦煌艺术论略》、李子青（李浴）《莫高窟艺术志》是对敦煌艺术的总论文章，较为全面地探讨了敦煌的绘画、彩塑、建筑、音乐以及各时期的艺术风格等方面。[14]向达《敦煌佛教艺术之渊源及其在中国艺术史上之地位》，该稿为整理的1944年在兰州的讲演稿，主要讨论了敦煌艺术渊源的问题。[15]宗白华《略谈敦煌艺术的意义和价值》，对敦煌艺术与希腊艺术之异同作了研究。[16]李广平《千佛洞231 窟释迦舍身故事图人物考证》，对萨埵太子本生故事中的人物种族问题作了个案研究。[17]劳贞一《伯希和敦煌图录解说》，对伯希和的图录和一些石窟的时代作了说明，[18]等等。

　　这一阶段一些专家在敦煌对石窟进行长期的实地调查研究，为我国敦煌石窟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开始不断地、稳固地向前发展。同时，几乎对敦煌石窟的不同领域都作了探讨，有些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从此，我国的敦煌石窟研究工作开始超越国外，不仅研究工作以我国为主，研究成果也多处于领先地位。

　　二

　　第二个时期从1949年建国至1976年“文革”结束，是敦煌石窟研究的发展时期。敦煌石窟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一些老一辈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和积累经验，开始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对敦煌石窟进行调查记录和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为敦煌石窟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建国以后，敦煌石窟研究开始走出仅从艺术角度研究的局限，我国的一些考古学者探索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对石窟进行研究。石窟考古首先要按照考古学的方法进行科学地登录，进而探讨排年、分期和性质，然后才能进一步研讨它的艺术风格和社会意义。50年代初，夏鼐在《漫谈敦煌千佛洞与考古学》一文中，首先谈到了如何将考古学在敦煌石窟研究中运用的问题。[19]1956年宿白的《参观敦煌莫高窟第285 窟札记》，初次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通过285窟壁画的分类排比， 对莫高窟的北魏洞窟作了比较研究。[20]在此期间，敦煌文物研究所充实了一批年青的历史、考古研究人员，成立了研究考古组。196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宿白先生讲授了以敦煌石窟考古为内容的《敦煌七讲》（讲稿），并选择典型洞窟进行实测、记录，为敦煌石窟考古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奠定了基础。敦煌文物研究所对第248 窟撰写出的详细考古研究报告，就是对新的石窟考古研究方法的实践。[21]从此敦煌石窟的研究工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了工作领域。这些石窟考古的理论和方法，在我国石窟寺考古研究中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进入50、60年代，一些研究人员经过长期临摹和调查，对过去的石窟调查、登录做了进一步校勘、增补，对石窟内容和时代有了新的认识，新的发现。谢稚柳的《敦煌艺术叙录》[22]等，对敦煌石窟又进行了编号和登录。每一次编号和记录都会对洞窟内容的认识加深，洞窟编号趋于合理、科学，内容登录不断完善、准确。

　　这一时期，我国学者也开始运用图像学方法研究石窟内容，如周一良《敦煌壁画与佛教》、金维诺《敦煌壁画祗园记图考》、《祗园记图与变文》、潘絜兹《敦煌莫高窟艺术》[23]等文，他们不是简单地对壁画内容进行考释，而是运用佛经、变文、敦煌文献，对壁画与佛经和变文的关系等作了深入探讨。

　　利用碑铭、供养人题记等石窟资料与敦煌文书相结合，对莫高窟营建史的研究。向达《瓜沙谈往》，考证了莫高窟开窟于苻秦建元二年（366年）。[24]宿白的《莫高窟记跋》，考证了莫高窟的始建年、 窟数及一些窟像的建造年代。[25]金维诺《敦煌窟龛名数考》，依据《敦煌石窟腊八燃灯分配窟龛名数》对部分洞窟的名称和建造年代进行了考证。[26]所有这些，在这一研究领域都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本时期对敦煌石窟艺术的源流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讨。敦煌为丝路之咽喉，中西交通之枢纽，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者。因而，敦煌艺术与东西方艺术的关系也就成为学术界探讨的焦点之一。这一问题的讨论从30、40年代就已开始，首倡“东来说”的是贺昌群，他认为西来佛教艺术首先传入云冈，然后从东传入敦煌。[27]向达则持“西来说”，认为敦煌艺术渊源于印度，然后向东传播，影响了中原诸石窟，对此在《敦煌艺术概论》、《莫高、榆林二窟杂考》二文中，又作了更加全面、深入的论证。[28]常书鸿《敦煌艺术的源流和内容》又持“东西交融说”，[29]学者们对敦煌艺术的源流观点不尽相同，说明中外文化交融下的敦煌艺术成份十分复杂，此后，这一问题也成为学术界一个长期争论的课题。

　　金维诺有关祗园记图（即劳度叉斗圣变）的经变画研究，以及《敦煌壁画维摩变的发展》、《敦煌晚期的维摩变》的文章，较为系统地论述了敦煌壁画中某一经变的源流、演变过程和艺术成就。这种对一种经变进行专题性研究的方法，对深入地研究敦煌经变画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是，对这些经变在敦煌出现并发展的原因和时代背景分析不够，影响了文章的深度。[30]

　　另外，阎文儒《莫高窟的石窟构造及其塑像》、梁思成《敦煌壁画中所见的中国古代建筑》、宿白《敦煌莫高窟中的〈五台山图〉》，对洞窟的构造、石窟的营建、壁画中的建筑等问题作了考察和分析。[31]金维诺《敦煌壁画中的中国佛教故事》，首次对敦煌壁画中的中国佛教史迹画作了研究。[32]孙作云《敦煌壁画中的神怪画》[33]，对敦煌石窟中的中国神话传说题材进行了专题性探讨。本时期的一系列论文，在石窟内容的不同方面都有较深入的研究。

　　这一时期窟前遗址的发掘也有很大收获。1963～1966年，对莫高窟南区北段和中段长约380米的区域内进行了清理和发掘，共清理出22 个窟前殿堂建筑遗址、7个洞窟和小龛。由目前底层洞窟之下发现的3个洞窟，不仅搞清了莫高窟崖面的洞窟分布有五层之多，而且揭示了莫高窟创建初期窟前地面高度，要低于现在的地面4米以上。 修建现底层洞窟窟前殿堂遗址，乃唐后期窟前地面升高后所致。探明了南区底层洞窟前在五代、宋、西夏、元时期曾建有窟前殿堂，形成了前殿后窟的建筑结构格局，殿堂的建筑结构有包砖台基殿堂式和土石基窟檐式两种。相当于五代、宋的曹氏归义军政权时期的整修，使莫高窟的外观达到了历史上最为宏伟壮观的时期。这次发掘和整理研究工作于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停顿。[34]

　　另外，劳幹、苏莹辉也对壁画、塑像、建筑以及敦煌壁画与中国绘画的关系等作了专题论述。[35]国外的一些学者对敦煌艺术与中原、西域艺术的联系，洞窟的排年等进行了探讨，洞窟排年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1953年日本福山敏南的《敦煌石窟编年试论》，[36]1956年喜龙仁的《中国绘画（Chinese Painting,Leading Masters and　Principles）》，[37]1958年英国索伯（A.C.Soper ）的《北京与北魏时期的甘肃（Northern Liang and Northem Wei in Kansu）》。[38] 这一时期是敦煌石窟研究的深入发展时期。研究的范围大大拓宽，深度也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说明敦煌石窟的研究已逐渐向专题性和深层次发展。尤其是敦煌石窟的考古研究工作逐渐展开，对一些石窟用考古类型学方法进行了排年分期。发掘了一些重要石窟的窟前遗址，为恢复一些洞窟的历史面貌增加了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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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00）02—0040—12

　　三

　　这一时期是敦煌石窟研究的全面发展阶段，研究成果目不暇接，学术观点日新月异。尤其是敦煌研究院作为敦煌石窟研究的主体，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文革”以后，在国家的重视和支持下，1982年《敦煌研究》创刊发行，1983年开始定期举行学术研讨会，1984年将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段文杰任院长，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历史、考古研究人员来到敦煌，献身于敦煌事业，敦煌石窟研究工作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通过细致深入的调查、整理、考证、研究，使敦煌石窟中蕴藏的丰富内涵、悠久历史、艺术价值，逐渐得以揭示、说明、解读。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发表在150多种图书与2000多篇论文中， 这些研究成果基本上反映了这一时期敦煌石窟研究的情况。由于篇幅所限，我就以敦煌研究院为主，对这一时期在石窟研究中取得的一些主要成果作一简单介绍：

　　（一）石窟内容调查、登录和石窟报告工作

　　石窟内容调查、登录和石窟报告工作是石窟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至70、80年代，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再次复查、校勘、增补，凝结了几代人心血的重要研究成果——《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敦煌石窟内容总录》、《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等终于问世，它使敦煌石窟变得条理清楚，脉络分明，每个石窟的内容和布局，详细具体，一目了然，为学术界研究敦煌石窟提供了最权威和实用的基础资料。[39]

　　这一时期国内外又出版了一批图文并茂的学术成果，既向研究者提供了资料，又做了相当有深度的研究，如敦煌研究院的《敦煌莫高窟》、《敦煌石窟艺术》等。国外则将斯坦因、伯希和在敦煌骗购的藏经洞版画、绢画、麻布画、粉本、丝织品、剪纸等一些美术精品，选印出版，成为研究敦煌艺术的重要资料集。[40]

　　敦煌石窟是重要的佛教文化遗迹，为了永久地保存这些珍贵的资料和历史的文化信息，必须有计划地做好敦煌石窟考古报告工作。这项工作必须对每个洞窟的建筑、彩塑、壁画，以及附着的题记、碑刻、铭记等全部资料，采用测量、绘图、照相、文字等记录手段，进行全面、系统、科学的收集整理，并对洞窟的创建、改建和年代，彩塑和壁画的布局、题材、内容、特点、制作及其内在关系等进行探讨。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研究工作，也是一项艰巨浩繁的系统工程。为了全面、系统、科学地保存敦煌石窟资料，推动敦煌石窟全方位深入的研究，满足国内外学术机构和学者对敦煌石窟资料的需求，敦煌研究院根据敦煌石窟洞窟分布排列及石窟形成过程的复杂因素，以洞窟建造的时代前后序列为脉络，结合洞窟布局形成的现状，拟定了编辑出版多卷本《敦煌石窟全集》的长远规划。现在已组织研究和技术人员，对敦煌莫高窟北朝时期的几组洞窟，进行了测量、绘图、照相、文字记录，编写了记录性考古报告，并探讨了洞窟的时代和特点，为下一步石窟研究做了准备。

　　（二）石窟遗址和洞窟的清理发掘

　　1979～1980年恢复了60年代中断的莫高窟南区窟前殿堂遗址发掘。此次在莫高窟南区南段的窟前发掘，清理出的第130窟窟前下层遗址，是莫高窟窟前规模最大的铺砖殿堂建筑遗址。此后将几次的发掘整理出版了发掘报告。[41]

　　于1988～1995年，对北区洞窟的大规模清理发掘，是又一重要的考古发掘工作，为揭示莫高窟的全貌和营建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通过对莫高窟北区长达700 米崖面上已暴露和被沙淹埋的全部洞窟进行清理和发掘，探明该区共有洞窟248个（含已编号的第461～465 窟），基本上弄清了每个（或组）洞窟的结构、 使用状况、功能和年代。其中有僧众生活的僧房窟、修行的禅窟、仓储的廪窟、葬身的瘗窟等六种，形制有别，功能不同。洞窟的分布大致是，北朝从该区南部开始开凿，隋唐的洞窟分布在中部，西夏之后的洞窟集中于北部。清理中还出土了不少遗物，有汉文和多种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回鹘文木活字、钱币、木雕、浮塑以及日常生活用品等。遗迹和遗物说明北区是僧众活动的区域。[42]

　　莫高窟南区遗址和北区洞窟的全面清理，既揭示出了莫高窟在漫长的营建过程中外貌景观的变化，也揭示了莫高窟4～14 世纪不仅持续不断地修建了众多的礼佛窟，而且还修建了僧众从事修行和生活的石窟。两种不同性质、功能的洞窟既作了分区布局，又组成了统一、完整的石窟寺。这些考古发现将有助于进一步探明莫高窟的性质、功能和营建历史。

　　（三）石窟的断代与分期研究

　　搞清洞窟的建造年代、分期也是石窟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一些中外的专家、学者曾为此做过一些有意的探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敦煌研究院对洞窟分期断代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方面，大量没有纪年的洞窟，采用考古类型学和层位学的方法，对洞窟形制结构、彩塑和壁画的题材布局、内容等区分为若干不同类别，分类进行型式排比，排出每个类型自身的发展系列；又作平行不同类型系列的相互比较，从差异变化中找出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将类型相同的洞窟进行组合，从雷同相似中找出时间上的相近关系，并以遗迹的叠压层次关系，判断洞窟及其彩塑、壁画的相对年代。又以有题记纪年的洞窟作为标尺，结合历史文献断定洞窟的绝对时代。我们采用这种方法，不仅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代、唐前期、唐后期、回鹘、西夏等时代洞窟的分期断代，特别是排出了一批北周、回鹘洞窟。同时揭示出了莫高窟各个时期洞窟发展演变的规律和时代特征。[43]以同样的方法，对莫高窟北周时期洞窟作更进一步的分期排年，再找出这个时期十余个洞窟年代上的先后关系。[44]对莫高窟中心塔柱窟除作分期和年代探讨外，还透过纵向和横向比较，探讨此类洞窟的渊源和性质，对石窟考古做出了重要贡献。[45]

　　另一方面，“我们在石窟调查中发现，考证一些壁画的内容常常从壁画的时代得到启发；而判断洞窟的时代早晚，又常以壁画内容作为佐证。”有的学者结合敦煌文书和石窟资料主要从佛教艺术史角度，对石窟进行了分期研究，与考古分期相比较，两者的分期结果基本上一致，如莫高窟北朝洞窟也是分为四期，各期包括的洞窟编号完全一致。[46]

　　另外，依靠洞窟的供养人题记、敦煌文书、碑铭，并结合历史文献，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考订出了一批唐、五代、宋、西夏时期洞窟的具体修建年代及其窟主。[47]在此基础上，根据崖面的使用情况，将洞窟崖面排列顺序与窟内供养人题记、敦煌文书相结合综合研究，断代排年。[48]

　　运用不同方法对洞窟分期和年代的研究，相互结合，互为补充，在敦煌石窟分期排年研究中取得的学术成果，不仅确定了洞窟本身的时代，为敦煌石窟各项研究提供了时代的确凿依据，还为敦煌石窟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敦煌石窟内容的研究

　　敦煌石窟壁画内容博大精深，包罗万象，被中外学者誉为“墙壁上的博物院”。经过几代学者对敦煌石窟内容进行社会历史的、佛教史的和艺术史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地揭示出了敦煌石窟的内容及其价值。

　　经过60～80年代的深入调查研究，基本上查明了敦煌壁画中的本生、佛传、各种经变、佛教东传故事以及中国神话传说。发现了独角仙人本生、须摩提女因缘、微妙比丘尼因缘、贤愚经变、福田经变、目连经变等一批新题材。[49]对某些壁画题材和内容以及传统观点提出了新的解释，纠正了以往一些错误的定名。如莫高窟第321窟南壁，第454、 456窟北壁和榆林窟第32窟正壁，过去长期定名为“灵鹫山说法图”，后经史苇湘先生考订，第321窟为宝雨经变， 其他各窟经霍熙亮先生考订为梵网经变，[50]等等。学者们在考证出新的题材内容的同时，还结合历史、佛教史、画史，对壁画内容与特点也有进一步的阐发，或从新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宏伟灿烂的经变画是敦煌壁画中最辉煌的精粹，据统计，敦煌壁画和纸画、绢画中的经变画有30余种、1300余幅。大部分经变分别按专题作了系统整理和研究，尤其是法华、维摩诘、涅槃、弥勒、阿弥陀等长期盛行的大型经变的深入、全面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不仅对照石窟榜题、佛经、敦煌文献与历史资料和画史、考释清楚了每幅经变画每一品的内容情节，而且探讨了每一类经变不同时期内容情节、艺术形式传承演变的特点，研究了经变产生的历史背景、反映的佛教思想，揭示了敦煌经变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规律。在研究洞窟内容的同时，还分析探讨了历史上的佛教思想和佛教信仰对开窟的影响。日本的秋山光和、百桥明穗等外国学者在经变画的研究和粉本的考释上，也有许多研究成果。[51]

　　敦煌石窟中佛教图像繁多，种类复杂，内容丰富。有显教图像，也有密教图像。对这些图像必须进行佛教图像学的辨识，对其所依据的佛典以及每类图像的佛教内涵和义理深入探究，进而可以揭示出一些信仰的发展和变迁，如对交脚造像、千佛图像、三身组合像等，对它们的定名、蕴含的佛教义理、出现的原由以及发展和流变的深入研究，可以了解在我国大乘菩萨思想的传播、弥勒信仰的发展、净土思想的兴衰等等。[52]一些台湾和外国学者在图像义理、功能的研究方面，也有很大贡献，如台湾的李玉珉、美国的阿部贤次、巫鸿等。[53]

　　敦煌石窟中保存的密教图像是敦煌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5世纪以前的藏传密迹，西藏地区保存甚少，现知保存较多且具系统的地点是莫高、榆林两窟。两窟藏传密迹又直接与所存唐密遗迹相衔接，因而又是探索唐密、藏密关系的极为难得的形象资料。”据统计敦煌石窟保存的密教经变和造像有数百铺，并且从盛唐至元代联绵不断。因此，其密迹图像数量之多、延续时间之长居我国石窟之冠。“无论研讨汉地唐密，抑或考察藏传密教，皆应重视敦煌、安西的遗迹，尤其是莫高窟遗迹。”[54]但是，这一研究领域一直很少有人涉足，几乎是敦煌研究院的一个空白。随着这一时期宿白、阎文儒等一些学者的探索，我院也发表了一批研究成果。[55]

　　对石窟中神话传说题材的进一步探讨。敦煌石窟艺术中的中国神话传说题材主要集中在西魏第249、285窟窟顶四披。如第285 窟窟顶东披的伏羲、女娲，一说是“西魏至初唐时期，由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佛教文化相互融合而产生的一种混合创世说，已从中原传播到敦煌，西魏时期，以图像的形式进行了严谨优美的表现。”这是以中国神话传说题材表现佛教内容，伏羲即宝应声菩萨、女娲即宝吉祥菩萨。[56]另一说认为伏羲、女娲图是来自中国的道家，象征日月，这是佛道思想互相结合在壁画上的表现。[57]在对中国神话传说题材的探讨中，各家采取了百家争鸣的态度，这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化史和佛教民族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对佛教史迹画的研究也有了很大发展。在50年代我国一些学者如宿白《敦煌莫高窟中的“五台山图”》、金维诺《敦煌壁画中的中国佛教故事画》就开始对佛教史迹画进行了考证。[58]这一时期不仅有一画、一壁的局部研究，而且有了总体性探讨，如马世长《莫高窟第323 窟佛教感应故事画》、史苇湘《刘萨诃与敦煌莫高窟》、孙修身《莫高窟的佛教史迹画》等一系列文章，[59]对敦煌的佛教史迹画的故事内容不仅全面介绍，还从中西交通、佛教发展历史的角度作了详尽的考释。

　　在艺术方面，段文杰发表了《早期的莫高窟艺术》、《唐代前期的莫高窟艺术》、《莫高窟晚期的艺术》等一系列论文，探讨了敦煌艺术的源流，各时期的艺术成就、风格的演变和特色以及雕塑、绘画技法，让我们对敦煌艺术有了一个宏观、系统的认识。[60]佛教石窟艺术本是一门宗教艺术，“宗教艺术首先是特定时代阶级的宗教宣传品，它们是信仰、崇拜，而不是单纯观赏的对象。它们的美的理想和审美形式是为其宗教服务的。”[61]史苇湘的《信仰与审美》、《形象思惟与法性》、《再论产生敦煌佛教艺术审美的社会因素》等论文，将敦煌艺术上升到了美学研究的高度，对敦煌艺术的社会根源、美学特征和思想作了阐发。[62]英国的Roderick Whitfield、玛丽琳?丽艾（Marilyn Rhie）等国外学者，也对敦煌艺术的风格作了颇有见得的研究。[63]

　　敦煌石窟是古代文化的宝库，其中蕴藏着众多研究领域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在研究壁画佛教内容的同时，我国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十年来持续地对壁画中的服饰、建筑、音乐、舞蹈、交通、科技、民俗、图案等进行了专题研究。如在建筑研究方面，运用大量的资料，从建筑类型入手，系统地研究了敦煌石窟的洞窟形制，敦煌壁画中的建筑布局、成组建筑、单体建筑、建筑构件、建筑彩画，并结合文献材料，进行充分地论证，为建筑研究填补了空白[64]。在服饰方面，以时代为脉络，分门别类研究敦煌壁画中丰富的服饰资料[65]。在图案研究方面，对敦煌壁画中各个时代的图案，进行图案纹样和结构形式的系列排比，在细致剖析的基础上，探讨了敦煌图案的结构、内容、风格的演变发展规律及其与中原、西域的关系。[66]

　　佛教石窟艺术不是单纯的观赏对象，每个石窟中的一尊像、一铺壁画，将其精心组合布局，安排在同一个空间里，都有其特定的宗教涵义和功能，不同时代又有不同的题材组合。因此，必须对每一洞窟的内容和艺术进行整体研究，了解这些作品在同一洞窟中组合的关系和佛教义理，以及将它们组合在一个洞窟内的社会历史原因。一些专家、学者在对敦煌石窟内容全面、深入探讨的基础上，对莫高窟第45、61、254、249、285、290、428……窟，榆林窟第25窟等一批不同时代的代表洞窟，以洞窟为单位，进行历史、艺术、佛教内容的综合研究。[67]一些台湾的专家、学者也成绩斐然。[68]

　　上述佛教内容与不同专题的研究成果，为近年开始的佛教类、社会类、艺术类的28个专题分门别类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全方位的敦煌石窟专题研究，系统地汇集了敦煌石窟各专题的全部资料，充分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系统地整理和分析，揭示敦煌石窟各个领域的丰富内涵和珍贵史料价值。这项研究成果，在新的世纪已由敦煌研究院和香港商务印书馆合作编辑出版的《敦煌石窟全集?专题篇》陆续出版。

　　（五）敦煌石窟与历史的研究

　　包括精神活动在内的人类一切活动，都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敦煌石窟的产生、发展、衰亡，在社会历史的长河中有其自身的兴衰史。敦煌在历史上地位十分重要，可是正史记载既稀少又简略。一些学者通过对敦煌石窟的调查研究，结合敦煌文书和历史文献，研究石窟的营建历史，探讨了敦煌地区的社会史、佛教史、文化史、民族史、中西交流等，为研究敦煌历史增添了新的一页。

　　关于敦煌石窟的营建史，向达、宿白、金维诺、贺世哲等先生曾在不同时期，利用史籍、遗书、供养人题记、窟前发掘资料等，先后对莫高窟建窟的起源、洞窟的营建、崖面的使用、一些洞窟建造的具体年代和窟主等问题，以及各个时期莫高窟营建的历史背景和营建活动等都进行过分析和探讨。马德在继承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敦煌石窟4～11世纪的营建历史进行了全面考察，系统地叙述了莫高窟的创建、营造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写出了总结性的专著《敦煌莫高窟史研究》。[69]

　　关于敦煌石窟与敦煌世族的关系。从4～11世纪， 敦煌各个时期的各级统治集团、官宦、高僧、世族、民间社团、庶民家族、过往行客等各个阶层的各类人物都参与了莫高窟的营建。通过他们在各个时期对莫高窟的营建活动，可以探讨他们之间以及与敦煌石窟的相互关系。如施萍婷《建平公与莫高窟》，考证了建平公其人在敦煌的任职时间，建平公与敦煌石窟的关系，判明了建平公所开之窟为莫高窟第428窟。[70]史苇湘《丝绸之路上的敦煌与莫高窟》、《世族与石窟》，从总体上剖析了敦煌的索、阴、翟、李、张、曹等豪门大姓的族源，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的重要地位，相互间的姻亲关系，并探讨了绵延有绪的敦煌世家豪族与敦煌石窟营建千年不衰的关系。[71]贺世哲《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校勘》，贺世哲、孙修身《瓜沙曹氏与莫高窟》等，从张氏、曹氏世系及归义军政权每位执政者的生平和在瓜（安西）、沙（敦煌）的统治，研究了他们的建窟活动与佛教信仰。[72]

　　关于敦煌石窟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归义军时期，由张氏、曹氏世系及每位执政者，在瓜（安西）、沙（敦煌）的建窟活动，揭示了他们与中原王朝和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并通过西夏石窟壁画和西夏文材料，探讨了西夏党项羌统治瓜沙的历史状况，西夏政权的政治、经济、佛教，它与汉族、吐蕃、回鹘的文化交往。从敦煌石窟划分出的一批回鹘洞窟[73]和出土的回鹘文书研究[74]，看到沙州回鹘为保存发展自身力量，东与中原、宋、辽、金王朝，瓜沙地区与曹氏政权、西夏政权，内部与甘州、西州回鹘的错综复杂关系，勾画了沙州回鹘的出现、发展、消亡的历史面貌。探讨了沙州回鹘的佛教和文化。并从历史、宗教民族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分析，这对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敦煌石窟建造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研究吐蕃，回鹘、党项羌、蒙古等少数民族在敦煌的活动，民族交往与民族关系、中西文化交流等都有重要意义。此外，还对敦煌壁画中的出征仪仗制度、家俱等进行了研究。敦煌石窟规模宏大，拥有8百余个洞窟，5万余平方米壁画，2千余身彩塑，营建时期自4～14世纪，长达千年之久，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壁画佛教题材就有尊像画，本生、佛传、因缘故事，佛教东传故事，经变画和中国传统神话等5大类，每一类又可细分为十多种题材不等；社会文化科技内容有民俗、服饰、生产、科技交通、军事、体育；艺术内容有人物画、动物画、山水、图案、音乐、舞蹈、飞天、建筑等。上述壁画内容为研究中古时期佛教、社会、文化、艺术、科技历史等提供了丰富的形象资料。

　　四

　　一百年来，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断努力，经历了资料登录整理、画面解读、内容考证、专题探讨、综合研究等，出版了一大批学术论著，为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下个世纪的敦煌石窟研究拟在以下几个方面有待于加强。

　　1.进一步做好资料工作。深入的研究要以占有充分的资料为基础，敦煌石窟已出版了不少图像资料，但是，都是局部的、片段的，要作深入、系统的专题研究，或综合研究，还缺少系统的、全面的资料，这就必须细致地、系统地做好石窟资料的整理，尤其做好石窟档案。

　　2.在20世纪敦煌石窟的佛教类、社会类、艺术类的各个专题都已开始研究，有的专题已有较深入的研究，成果显著。但总体上单个专题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每一类专题的内容莫不材料丰富，时间绵长，都应该作为一部专史来研究。因此，每个专题都必须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系统搜集、整理资料，综合文献分析考证，联系其他地区的同类资料，才能全面准确的解读壁画；深入认识敦煌石窟的价值和意义，也才能为敦煌石窟的整体研究、综合研究做好准备。这样才能充实和丰富中国佛教史、文化史、科技史的材料及其研究。

　　3.每个洞窟都是由彩塑、壁画和建筑三者结合成的整体，其内容的组合与布局，都是按照中古时期当地的佛教思想和佛教信仰、艺术审美统一规划制作而成的。过去由于历史的和认识的局限，对点和面的研究较多，尽管已开始将洞窟作为整体进行研究，但这些研究有些是介绍性的，有的还深度不够。为了加强敦煌石窟的整体研究和综合研究，今后要加强对个体洞窟的基础研究，对每个洞窟进行佛教、艺术、历史的综合研究，探讨每个洞窟或每一组洞窟的题材内容、佛教思想、性质、功能、艺术特点等。

　　4.敦煌处于古代中西交通咽喉之地，是东西文化的集散地，敦煌高度发达的汉唐文化是敦煌和河西走廊文化的根基；同时，敦煌又受到西面印度、西亚、中亚、西域文化的影响，周围又同少数民族有着密切的联系，千年的敦煌石窟就是东西文化及多民族文化持续不断交流、融合、发展的产物。东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渗透到敦煌石窟的建筑、彩塑、壁画的各个方面。敦煌文化有着丰富的东西文化交融形象材料，因此，作为中西文化交流产物的敦煌石窟，必须置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通过比较研究，找出内容和型式各个方面所受到的东西文化及多民族文化的具体影响，影响的具体来源、背景、路线、内涵，在中西文化的对比中，找出敦煌石窟自身独有的特点和价值。

　　5.研究方法和手段更新。由于敦煌石窟内容丰富、涉及学科广泛，为了推动敦煌石窟深入地研究，必须运用考古学、图象学、文献学等不同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而且要多种学科、不同方法结合研究。敦煌石窟是一定历史条件下表现佛教思想的石窟艺术，石窟中的佛教图象是一种表象，要了解它深刻的思想内涵、文化内涵和艺术特质，就必须利用佛教典籍、历史文献、画史资料去分析探讨，因此，敦煌石窟的研究必须使历史、佛教、艺术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由于研究对象本身很强的多元性与综合性，有效地组织多种形式的合作，是非常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去攻克重大研究课题，使石窟研究有新的突破。因为通常研究者个人的精力、时间、学识是有限的。现在研究成果不断大量涌现，现代的信息手段不断更新，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先进的手段，我们应最大限度地使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及时地沟通、交流、吸纳研究的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