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山，名胜古迹遍布。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名人志士在此留下了浩如烟海的丹青墨迹和脍炙人口的篇章。苏轼写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庐山云雾；李白写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秀峰马尾瀑；毛泽东写的“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的吕洞宾修仙而居的仙人洞，均是诗景交融、名扬四海的绝境。庐山的名胜古迹还有：列中国四大书院之首的白鹿洞书院、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鄱阳湖时屯兵饮马的小天池、凭栏可极目远眺蜿蜒长江的望江亭、白居易循径赏花的花径、千年古树三宝树、观鄱阳湖日出的含鄱口，有3000多种植物的植物园、如五老并立的五老峰、抛珠溅玉的三叠泉瀑布，等等。

　　 庐山的来历

　　 有一种传说，早在周初(大约公元前十七十六世纪)，也有说在周威烈王时候(即公元前四世纪)，有一位匡俗先生，在庐山学道求仙。据说匡俗字君孝，有的书称匡裕，字子孝，也有称为匡续的。从中国传统的名与字的联义看，其名为裕，是较为合理的，俗字是误传，俗、续二字罔音，也是传闻之悦。但现在普遍流传的名字是称他匡俗，匡裕很少有人知道了。为了方便，这里依照人们熟悉的称呼。此外，还有称匡俗为庐俗，这种传说乃是因名山而臆想其人，以地名为氏，以氏为姓，倒还符合古代的惯例。至于他确切的姓氏，自然毋庸予以追究，要追究也无从着手。据说，匡俗在庐山寻道求仙的事迹，为朝廷所获悉。于是，周天子屡次请他出山相助，匡俗也屡次回避，潜入深山之中。后来，匡俗其人无影无踪。有人说他成仙去了，这自然是无稽之谈。后来人们美化这件事把匡俗求仙的地方称为“神仙之庐”。并说庐山这一名称，就是这样出现的。因为“成仙”的人姓匡，所以又称匡山，或称为匡庐。到了宋朝，为了避宋太祖 赵匡胤脱匡字的讳，而改称康山。

　　另一种传说，在周武王时候，有一位方辅先生。同老子 李耳一道，骑着白色驴子，入山炼丹，二人也都“得道成仙”，山上只留下一座空庐。人们把这座“人去庐存”的山，称为庐山。“成仙”的先生名辅，所以又称为辅山。但是老子与武王并不同时，这同样是神话故事。

　　第三种传说，仍然是匡俗先生的故事，但时间较晚，情节也有些不同。说是匡俗的父亲东野王，曾经同都阳令吴芮一道，辅佐刘邦平定天下，东野王不幸中途牺牲。朝廷为了表彰他的功勋，封东野王的儿子匡俗于邬阳(邬，xido音肖；邬阳为今都阳县一部分)，号越庐君。越庐君匡俗，有兄弟七人，爱好道术，都到都阳湖边大山里学道求仙。这座越庐君兄弟们学道求仙的山，被人们称为庐山。

庐山文化

　　“苍润高逸，秀出东南”的庐山，自古以来深受众多的文学家、艺术家的表睐，并成为隐逸之士、高僧名道的依托，政客、名流的活动舞台，从而为庐山带来了浓浓的文化色彩，并使庐山深藏文化的底蕴。

　　山水文化，是人们以自然山水为素材而创造的精神成果。山水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在认识、改造客观世界和自身的过程中辟出的一片壮丽天地，亦是构成中华民族形象的重要精神支柱。

　　庐山山水文化，是中国山水文化的精彩折射，是中国山水文化的历史缩影。庐山的自然，是诗化的自然，亦是“人化”的自然。自东晋以来，诗人们以其豪迈激情、生花妙笔，歌咏庐山的诗词歌赋有4000余首。东晋诗人谢灵运的《登庐山绝顶望诸峤》、南朝诗人鲍照的《望石门》等，是中国最早的山水诗之一，庐山并成为中国山水诗的策源地之一。诗人陶渊明一生以庐山为背景进行创作，他所开创的田园诗风，影响了他以后的整个中国诗坛。唐代诗人李白，五次游历庐山，为庐山留下了《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等14首诗歌，他的《望庐山瀑布水》同庐山瀑布千古长流，在中国华大地及海外华人社会中家喻户晓，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极品。宋代诗人苏轼的《题西林壁》，流传广泛，影响深远，“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成为充满辩证哲理的名句……

　　庐山风景，是以山水景观为依托，渗透着人文景观的综合体。庐山，通过诗人、书画家、文学家、哲学家们的心灵审视，创造出众多散发着特别浓郁人文氛围的历史遗迹。正如一位新加坡学者所评论的那样：“如果说泰山的历史景观是帝王创造的，庐山的历史景观则是文人创造的。”

　　陶渊明以庐山康王谷作为文化背景，创作的《桃花源记》，洋溢着“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光灿。南朝时的《庐山二女》，以庐山为活动舞台，成为中国早期志怪小说的名篇。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一诗，造就了一处名胜——花径；他在庐山筑有“庐山草堂”，所撰的《庐山草堂记》，是记述中国古代山水园林的名作。宋代理学家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并使其成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首，由此宋明理学在这里千秋耕耘，并真切地记录了这一具有深刻特征的文化现象的过程和历史。朱熹订立的《白鹿洞书院学规》，成为中国封建教育的准则和规范，同时也影响了中国历史文化的进程。

　　山水诗、山水画是中国山水文化中两大华项，山水诗在庐山大放光采，山水画亦在庐山一展风流，闪烁出耀人的辉光。东晋画家顾恺之创作的《庐山图》，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第一幅独立存在的山水画，从此历代丹青大师以庐山为载体，以这一艺术形式对庐山赋予美感境界的表述。中国画在理论上的第一次突破，亦是顾恺之的“传神说”，然而这是受到东晋高僧慧远在庐山阐发的“形尽神不灭论”哲学思想影响的结果。庐山东林寺莲社“十八高贤”之一的宗炳，他所撰的《画山水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篇中国山水画论，他所阐述的山水“畅神说”，打破了“君子此德”的美学观，表现了一个新的美学思潮的兴起。

　　文人墨客对庐山抒情写意，浓墨重彩，使庐山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内涵。科学家们对庐山进行科学探求，揭示其美的真谛。现代地质学家李四光，以庐山第四纪地质地貌为研究对象，发表了《冰期之庐山》等一系列研究著作，从而开创了第四纪冰川学说，又由此而引发中外学者对庐山第四纪冰川的学术论争，从而演奏出一部中国第四纪地质学的世纪交响曲……

宗教文化   

在祖国的大地上，一说起四大佛教名山，几乎妇孺皆知，而世界文化景观——庐山的宗教文化则更引人入胜。庐山宗教文化的独特性则在于“一山藏六教，走遍天下找不到”，在这座云雾缭绕的灵山中，释道两教从互争雄长走向携手共勉；在这座缥渺的仙山中，移植来了基督教（新教）、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四颗具有极强生命力的“文化”，它们在庐山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把庐山变成了宗教的荟萃地，神灵的伊甸园，宗教文化在庐山文化中的独特地位是极为显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