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山蜿蜓于东海之滨，以其绚丽多姿的形貌和深邃厚实的内涵，孕育出华夏文明苑囿中一棵散发着独特芬芳的奇葩，这就是“天台山文化”。与古都文化和其他名山文化不同，她以神秀的山水为依托，以宗教文化为特色，自唐宋盛行迄今并对日本和韩国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她由以天台宗为代表的佛教文化，以南宗为代表的道教文化和以理学为代表的儒学文化以及民间文化组成。前两者为宗教文化，后两者带有强烈的宗法性和民俗性，以宗族文化为主体。1700年来，“两宗”文化互相渗透，涵盖台州六邑，造成了佛道共存、三教互融的文化格局，对人类文化的方方面面，如哲学、史学、地学、文学、艺术、科技、体育等领域都做出了巨大而独特的贡献。
　　早在公元3世纪，佛道文化就在古久、清秀、奇特、幽静的天台山滋生发展。汉晋之际，高道葛玄、名僧昙猷先后来此卓庵开山。至南陈智顗创中国佛教天台宗，唐司马承祯传正一之教，创天台仙派，五代德韶阐扬禅宗，直至北宋邑人张伯端开创南宗，桐柏、赤城、灵墟、天姥、司马悔山成为洞天福地，终于确立了“山水神秀，佛宗道源”的特色。而在这一特色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东士迦文”智顗著述中湛深的哲理、缜密的思辩，道教在化学、医药方面所达到的高超造诣，高僧名道的书画诗文，都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宝库，供我们采撷、弘扬。
　　天台是历史悠久的“文物之邦”。两次“南渡”，移民带着北南各地的先进文化和习俗，在天台城乡繁衍，聚族而居。理学大师朱熹三至天台两主崇道观，重视文教，促助宗族文化的发展。乡贤和游寓一起，继承民族优秀文化，留下了丰富的著述、文物，供我们借鉴、发扬。
　　天台的风俗习惯富有宗教、宗族的色彩，又带着山区的特点，往往精糟并存。来自全国各地的族姓带来了各地殊风异俗，结合本地条件，吸收宗教习俗，经过融合改造，使天台的风俗富于独创性。以宗教习俗而言，既有敬祖睦族、提倡善举、注意保护名胜古迹这些颇有可取之处的良风，也有迷信“风水”、宗族械斗、溺死女婴的陋俗。生活和娱乐习俗则颇有特色。逢年过节和待客的食品饺饼筒、扁食、咸（甜）羹、麦饼、十景糕、十六会签等，具有内容综合性、形式多样性、安排节律性的特点。抬阁、大旗竹、围棋、鼓亭、十番、词及方言都别具一格。
　　钟灵毓秀，天台山人才辈出。其中东晋白云先生，点拨王羲之书法；南齐顾欢，既是道教理论家，又是天台文化教育的启蒙者；寒山子，隐居寒石山70年，声闻及于大洋彼岸；项容参与水墨山水画的确立；宋代陈景沂潜心著述，写有世界第一部植物辞典《全芳备祖》；禅僧济公，擅长诗文，戏佞济贫，民间尊为“活佛”；赵汝适《诸蕃志》是中国第一部海外交通、风物志；贾似道《蟋蟀经》是世界第一部蟋蟀的昆虫学专著；刘志方，浙派音乐开创人物；明初学者徐一夔，文名满江南；范理，“江南清官第一”；庞泮，直声动天下；紫凝道人宗衡《易筋经》是中华武功第一部专著；清代反对文字狱的奇士齐周华，是纪游文学巨匠；齐召南，精于史地之学。他们的著述，从各个角度反映了天台山文化所拥有的学术价值及其在华夏大文化中的地位。
　　现代有识之士既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又是革新者。陈荩民，“五四”运动的先锋战士，数学教育家；陆蠡，既以散文、译作饮誉文坛，又以宁死不屈名垂青史。他们身上不正存在着一种鲁迅所肯定的“台州式的硬气”吗？而从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先烈周永广、杨敬燮、石瑞芳、齐德夫，抗日名将陈克菲等人的身上和与时共进的名医陈中伟、建筑学家齐康和陈干，文学家许杰、诗人曹天风和画家袁枢真等人的作品和世界冠军俞斌的棋艺中，又看到了传统文化在新世纪曙光的映照下闪耀着迥异前代的光辉。
　　作为台州文化的代表，天台山文化鼎盛于隋唐，可谓浙江隋唐文化（特别是宗教文化）的一个代表，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一直影响到后代。另一方面，天台地处海滨山区，其文化有一定的封闭性，也有一定的开放性。在中外交往中，天台的佛教宗派（“天台宗”、“禅宗”）向日本、韩国及东南业等国家和台港澳地区传播，天台山的文学艺术、科技医药，诸如造像工艺、茶叶种制技术和茶道等造成世界性的影响，“天台宗热”、“寒山热”和“济公热”在海外久盛不衰就是最好的例子。这就说明天台山文化也是环太平洋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