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南山“名隐”
更重要的是，终南山有隐逸的传统，中国古代的不少名人，都做过终南隐士。相传西周的开国元勋姜子牙，涉政前就曾在终南山的銵溪谷中隐居，他用一个无钩之钓，引起了周文王的注意，于是以八十高龄出山，结束了隐逸生涯，协助武王伐纣，成就了一番大业。周康王时，函谷关令尹喜在终南山中结草楼隐居，并迎请西游的老子讲经著书。老子在楼南的高岗上为尹喜讲授《道德经》五千言后，也飘然隐去。秦末汉初，有东园公、夏黄公、绮里季、角里四位先生，年龄皆八旬有余，须眉全白，时称“四皓”，先隐居商山，后隐居终南山；还有功成身退的张良，“辟谷”于终南山南麓的紫柏山。晋时的王嘉，南朝宋时的李和，唐及五代的新罗人金可记，药王孙思邈，仙家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金元时的全真道创始人王重阳，明清时的江本实等，都曾在终南山隐居。
这里有一个故事：唐朝有一个很有名的道士叫司马承祯，多次被朝廷召用，但他对仕途不感兴趣，总是请求回归他喜欢的浙江天台山。其时，有个叫卢藏用的朝官劝他说：你想隐居，终南山不就是个好地方吗，何必千里迢迢回天台山去呢？司马承祯答道：依我看，终南山不过是一条当官的捷径罢了。此话含讥讽之意，因为卢藏用在入朝为官之前，就隐居于终南山。于是，“终南捷径”便成了一句成语，常被用比喻谋取官职名利的最便捷的门径。终南山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功能，是因为它距离京都长安不远，皇帝及重臣常有进山烧香访道之举，于是，隐士们就屡屡被发现，从而蒙召进宫，跨入仕途。
这就有了一个真隐与假隐的问题。大凡隐士，是都可以称作文化人的，尽管文化的程度有深有浅。中国的文化人从小接受儒家思想教育，大都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这样的抱负，只有步入官场、依托朝廷才能实现，而隐居山林，整天和泉石鸟兽树木花草为伍，逻辑上只能离抱负的实现越来越远。然而，与“正逻辑”相对，还有一个“反逻辑”，所谓相反相成。你看，一进山隐居，便博得了“高士”、“贤哲”之名，在人们心目中，高士贤哲都是些学贯古今，满腹经纶，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精通阴阳变易的不凡之人，于是，皇家请这些人出山，任卿作相，既用其才为朝廷效力，又赢得了求贤重才之名，何乐而不为？古代的一些人物，赫赫有名者如姜子牙、名声一般者如卢藏用之流，正是看到了这一层，才选择隐居的。这样的隐，当然不能算作真隐。
还有，在我看来，旧时的中国官场像一个大转盘，有自己的运行规律，文人们上了这个盘子，就得按人家的规律运行，否则就会被甩下来。而文人的追求真善美、恃才傲物、清高不群的心性，又往往同官场的原则发生矛盾。这样，文人团体就会发生分化，一部分人彻底官化，以权大位高者的意志为意志，成为投机钻营、见风使舵、两面三刀的政客或权奸，这当然要以出卖灵魂、泯灭良知为代价；另一部分人既想借朝廷的权力为老百姓做些好事，同时将个人的价值才华展现一番，又想保持住文人的良知，于是就在夹缝中生存。一遇变故，这后一部分人很容易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从而因失意而选择归隐。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学而优则仕，仕而不得则隐”。
唐代著名诗人王维就是这种隐士的典型。他开元年间中进士，累官至给事中———大概相当于中央办公厅的副头目吧。安禄山攻陷长安后曾受伪职，乱平后被李唐王朝查处，降职使用。从此，他对政治心灰意冷，开始做终南隐士———到风景秀丽、山水沦涟的辋川修建“别业”，整日写诗作画，“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了。
和古代那些以入仕为目的的假隐者不同，当今终南山中也有不少隐士，这些隐士大概都可归入真隐者的行列，也没有什么名气。他们没有当官的念头，也断绝了发财的愿望——事实上，当今社会已几乎没有了因隐居山林而被赏识，进而做官发财的事情，只想通过修佛或修道的方式，了悟生命和自然的真谛，摆脱世俗的纠缠和污染，获得心灵的纯洁和宁静，使灵魂得到升华。他们无疑是当下这个繁荣浮嚣的社会中的“异类”，尽管其清苦的行为未必值得世人去效法，但其高洁的追求，值得人们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