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台湾当代佛理散文与二三十年代作家的佛理散文作一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某些精神上的承继。譬如对童心的崇拜与礼赞，林清玄曾写过一篇题为《孩子，是我的禅师》的散文，很明显受到丰子恺的启发影响，文中还多次提到丰子恺的《护生画集》里的诗与画。在《姑婆叶随想》一文的结尾，林清玄说：“在姑婆树高大身影下，我种了一种在松山路天桥上捡到的植物，名叫‘婴儿的眼泪’，想到许多宗教都说唯有心肠如赤子，才可以进天堂。小孩子纯真，没有偏见，没有知识，也不判断，他只有本然的样子。或者在小孩子清晰的眼中，我们会感觉那就像宇宙的某一株花，某一片叶子，他们的眼泪就是清晨叶片上的一滴露珠。”这种礼赞与丰子恺当年的文章简直如出一调。林新居的《菩提心语二帖》中也提到丰子恺的童话《明心国》，并以此来说明“明心见性”的道理。王静蓉的散文有不少是将佛理同少年夫妻间的口角逗乐结合起来写的，如《闭关》写作者的男友阿瑟朝山之后与作者之间的一段对话，阿瑟为了精进要去“闭关”清修，“我”自然很不高兴。阿瑟就说要“我”皈依他的足下，还给“我”取了个法名叫“QQ”。“我笑了。我名字中有个安静的静字，取其单写：Q，他又看我脸儿圆圆，撒起娇来像QQ糖，所以常喊我Q小姐。其实，他哪像我那儿当真，他是在真真假假里飞翔着，这时候，我才是一只把自己闭关起来的鸟儿呢！”这篇散文是由玩-笑讲到佛法，另一篇散文《梦语》写阿瑟晚间喜欢梦话，而“我”好玩则爱逗闹他，其中既有夫妻恩爱亲密关系的描写，也有佛教义理的点化。这让读者立刻想到许地山的《空山灵雨》之影响。许地山的《七宝池上的乡思》写亡妻不愿生往金碧辉煌的佛国，而宁愿回到丈夫生活着的污浊人间，王静蓉作为佛门弟子在《花千鸟》一文中也很光朗地宣言：“每个女性多会在情之流里辗转千年万代。我也是很早就想办法要对治它的，办法是想好了，但是拿办法没办法。佛家的无常虽是一宝，但无常凭它无常，情缘起了女性丰沛的母爱和生命的实践力使她愿意牺牲在无常的车轮底下，心甘情愿。”在这些比较中，我们有理由认为，自20年代发源的佛学与人学的汇流趋势在本世纪的佛教与文学的关系史上是一直贯穿下来的。

不过，台湾佛理散文作家毕竟生活在一个工业文明相当发达的信息社会之中。他们与二三十年代作家在写作动机上之区别不仅在于他们是自觉地用散文来宣扬佛法，现代作家则是依托佛理来写作散文，而且在于现代作家写作佛理散文主要是一种自我表现，或者说是一种不太自觉的个人修养性情的流露，而台湾的这批年青的散文作家写作佛理散文则显然是为了社会为读者而写作，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信息社会中媒体操作的特征，这样就使这些散文作家的创作品位介乎雅与俗之间。说其雅应是没有疑问的，无论从立意、构思的精妙、还是从文字的幽美，它们都可以说属纯文学的范围，但说其俗也是有道理的，首先在内容上，这些作品无不倡扬用欢乐无量之心来行世，倡导日日是好日，好好过日子，从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中体悟佛性的精义，这种思路是将佛性与人性融汇起来，符合20世纪佛教与文学之关系的时代精神。但佛教义理毕竟有其谈苦说空、揭示人生之矛盾的一面，而且这也是佛教理论的基本特征之一。如果过分地强调用欢乐无量之心行世，势必掩盖或者无视生活缺陷与矛盾。这或许是一种向庸常的坠落，是对生活之缺陷苦迫的一种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在工业文明发达的社会里，人民的物质生活日渐优裕富足，而文化工业的无孔不入的精神渗透也在剥夺着人的思考的自由与天性。日日好日，好好过日，这正是工业社会中放弃思考权利，放弃自由要求的市民阶层的口号。所以说台湾佛理散文创作的基本主题之一，无论其自觉与否，它们都是对大众趣味的一种迎合，与社会思潮的一种神契。另外，从形式上看，这些作品也显然带有媒体社会中的操作与包装的特性，如方杞《人生禅》每篇的标题都是两个字，非常整饬醒目，“风花雪月”的丛书无论是版式设计还是总体构思，都给人赏心悦目的感觉，至于每本书中都有的前序后记，虽然谈言微中，却实在是现代商品社会中自我推销的一种文学外的策略。当然，在商品发达的社会中，文化也在逐渐被商品化，从俗的倾向使台湾佛理散文创作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林清玄的菩提系列两年之内重印了40次，对于普及佛教义理无疑是起到很大作用的。但是，从俗就必会掩盖人生之矛盾缺陷，佛教的慈悲精神就会被割裂开来，只突出慈的一面，而忽视悲的一面，佛法的深刻凝重的风格就会被淡化成为一种肤浅的粉红的色泽。台湾佛理散文作家尽管他们对于佛学的修养未必就比现代作家们差，但他们的作品缺乏鲁迅的《野草》那种力度，缺乏丰子恺散文的那种厚实，其原因也许正在于此。

 注释：

 ①a《随喜菩提•自序》，作家出版社。

 ①b见林新居为一味禅丛书《风》《花》《雪》《月》所写总序，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