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于唐代确立，就在当时诗人中产生广泛影响，诗和禅开始建立了联系。于是，也就出现了好以禅入诗，在诗中表现禅理禅趣的诗人。王梵志(约590—660)是个有名的代表人物。他的诗见于敦煌残卷，传世的已非原貌，数量也不多，但影响甚大，被称为梵志体。其诗，有五言，也有四言，多半类于佛家的“偈(印度佛教经典在一段散文之后的简短的韵文结束语)。其内容多为阐释佛家教义，以浅近语言劝人为善，如“好事须相让，恶事莫相推”。也进行果报教育，如“布施无边福，来生不少粮”等。按梵志即信仰佛教而不出家做比丘的居士，因此，有人把王梵志置于唐诗僧之首。他的格言诗受到王维的赞赏。中唐时期的寒山子也写过不少模枋梵志体的诗。唐(中晚唐)、宋、元三代高僧；大德的禅偈，也是梵志诗的变体。甚至宋代理学家的诗也有仿作的痕迹，在二程、朱熹、特别是邵尧夫的诗中都可得到印证。

　　 禅师为诗，主要是实现了禅对诗的渗透，在诗中表现他们对世界的观察、思考和理解，从而赋予诗以内省功夫，以及由内省带来的理趣。这样，中国诗固有的冲和恬淡的艺术风格就取得了重要地位。唐代，一批包括诗僧在内的山水田园诗人崛起并汇成诗派，是事出有因的。自宋以降，凡是隐迹山林、托足岩阿的诗人，他们的作品有些表现得淡远有味，乃至近于不食人间烟火的，几乎都或多或少地受到禅的浸润。直至近代，仍是如此。这类实例，随处皆有。可见，禅与诗的关系不仅由来已久，实在还是相当密切的。

　　 禅与诗的融合，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禅喻诗．宋诗人严羽作《沧浪诗话》，把诗分为汉魏晋盛唐、大历以还、晚唐三个等级，以比附禅宗的大乘、小乘、声闻辟支果三个等级。学诗，他主张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这正是禅宗“取法乎上”的精义。在学诗的方法上，他主张“妙悟”，并注重诗的意境和韵味，强调“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这也与禅宗注重“顿悟”与妙造自然相吻合。《沧浪诗话》论诗，运用了禅理和禅语，而且成为诗话的一大特色，予后世以启迪，并为清代的“神韵”、“性灵”之说开先河，使得某些诗人的作品也随之而带有禅味了。宋吴可有论诗之作，其中一首曰：“学诗浑似学参禅，竹榻浦团不计年。直待自家都了得，等闲拈出便超然”。说明诗理与禅理自有相通处。学诗与参禅一样；经过一番竹榻蒲团的修持功夫，便可超越雕章琢句阶段而达到洞明透彻、纯乎自然并运用自如的最高境界。

　　 另一种禅与诗融合的方式是以禅入诗，即直接引禅语入诗。如苏轼《琴诗》：“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按此诗来自《楞严经》；“譬如琴瑟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琴作为乐器，声是固有的，但若非手指拨动，终究发不出来。此即禅家所谓明镜之台，仍须时时勤加拂拭也。亦即上面提到过的内省功夫。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曾有所反映。如《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句中的“返景”，“复照”，看似写出静中有动、动中有静之景，其实正好拓展了诗的意境——返照，体现了禅家极重视的内省功夫。又如他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深林人不见，明月来相照”等诗句，都含有浓重的禅味，达于物我两忘的境界。与王维同时或较晚的诗人，如李白、储光羲、韦应物、白居易等，其诗也曾受到禅的影响，仅仅是数量有多有少，程度有深有浅罢了。到了宋代，以禅入诗，蔚为风气。诗人与高僧为友，论诗谈禅，互相切磋，互相启发，诗情禅理．各臻其妙。如苏轼与佛印的交往，留下不少佳话。苏门弟子如黄庭坚、陈师道等都曾结交方外之友。禅师工诗，诗人参禅，历久而不替，其流风余韵，一直延续到清末。如八指头陀、弘一法师(李叔同)、苏曼殊是近代诗僧的佼佼者。所有这些都足以证明，禅诗本是禅和诗结为一体的产物，它的出现，却给中国诗注入了新的内容，使高僧、大德获得了新的谈禅的形式，使诗人获得了新的艺术表现力，创造了新的意境、韵味，诗也更加多姿多彩，更加耐人寻味了。因而，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禅诗的作用还是应当肯定的。当然，禅诗有时也容易流于枯燥，它的谈理缺乏形象化手段，也往往会导致脱离现实生活，不过，任何诗歌作品总免不了瑕瑜互见，禅诗的负面效应当然也有，但毕竟是属于第二位的。（信息来源：摘自《宁波佛教》，佛教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