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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诗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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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禅宗于唐代确立,就在当时诗人中产生广泛影响,诗和禅开始建立了联系。于是,也就出现了好以禅入诗,在诗中表现禅理禅趣的诗人。王梵志(约590—660)是个有名的代表人物。他的诗见于敦煌残卷,传世的已非原貌,数量也不多,但影响甚大,被称为梵志体。其诗,有五言,也有四言,多半类于佛家的“偈(印度佛教经典在一段散文之后的简短的韵文结束语)。其内容多为阐释佛家教义,以浅近语言劝人为善,如“好事须相让,恶事莫相推”。也进行果报教育,如“布施无边福,来生不少粮”等。按梵志即信仰佛教而不出家做比丘的居士,因此,有人把王梵志置于唐诗僧之首。他的格言诗受到王维的赞赏。中唐时期的寒山子也写过不少模枋梵志体的诗。唐(中晚唐)、宋、元三代高僧;大德的禅偈,也是梵志诗的变体。甚至宋代理学家的诗也有仿作的痕迹,在二程、朱熹、特别是邵尧夫的诗中都可得到印证。

   禅师为诗,主要是实现了禅对诗的渗透,在诗中表现他们对世界的观察、思考和理解,从而赋予诗以内省功夫,以及由内省带来的理趣。这样,中国诗固有的冲和恬淡的艺术风格就取得了重要地位。唐代,一批包括诗僧在内的山水田园诗人崛起并汇成诗派,是事出有因的。自宋以降,凡是隐迹山林、托足岩阿的诗人,他们的作品有些表现得淡远有味,乃至近于不食人间烟火的,几乎都或多或少地受到禅的浸润。直至近代,仍是如此。这类实例,随处皆有。可见,禅与诗的关系不仅由来已久,实在还是相当密切的。

   禅与诗的融合,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禅喻诗.宋诗人严羽作《沧浪诗话》,把诗分为汉魏晋盛唐、大历以还、晚唐三个等级,以比附禅宗的大乘、小乘、声闻辟支果三个等级。学诗,他主张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这正是禅宗“取法乎上”的精义。在学诗的方法上,他主张“妙悟”,并注重诗的意境和韵味,强调“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这也与禅宗注重“顿悟”与妙造自然相吻合。《沧浪诗话》论诗,运用了禅理和禅语,而且成为诗话的一大特色,予后世以启迪,并为清代的“神韵”、“性灵”之说开先河,使得某些诗人的作品也随之而带有禅味了。宋吴可有论诗之作,其中一首曰:“学诗浑似学参禅,竹榻浦团不计年。直待自家都了得,等闲拈出便超然”。说明诗理与禅理自有相通处。学诗与参禅一样;经过一番竹榻蒲团的修持功夫,便可超越雕章琢句阶段而达到洞明透彻、纯乎自然并运用自如的最高境界。

   另一种禅与诗融合的方式是以禅入诗,即直接引禅语入诗。如苏轼《琴诗》:“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按此诗来自《楞严经》;“譬如琴瑟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琴作为乐器,声是固有的,但若非手指拨动,终究发不出来。此即禅家所谓明镜之台,仍须时时勤加拂拭也。亦即上面提到过的内省功夫。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曾有所反映。如《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句中的“返景”,“复照”,看似写出静中有动、动中有静之景,其实正好拓展了诗的意境——返照,体现了禅家极重视的内省功夫。又如他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深林人不见,明月来相照”等诗句,都含有浓重的禅味,达于物我两忘的境界。与王维同时或较晚的诗人,如李白、储光羲、韦应物、白居易等,其诗也曾受到禅的影响,仅仅是数量有多有少,程度有深有浅罢了。到了宋代,以禅入诗,蔚为风气。诗人与高僧为友,论诗谈禅,互相切磋,互相启发,诗情禅理.各臻其妙。如苏轼与佛印的交往,留下不少佳话。苏门弟子如黄庭坚、陈师道等都曾结交方外之友。禅师工诗,诗人参禅,历久而不替,其流风余韵,一直延续到清末。如八指头陀、弘一法师(李叔同)、苏曼殊是近代诗僧的佼佼者。所有这些都足以证明,禅诗本是禅和诗结为一体的产物,它的出现,却给中国诗注入了新的内容,使高僧、大德获得了新的谈禅的形式,使诗人获得了新的艺术表现力,创造了新的意境、韵味,诗也更加多姿多彩,更加耐人寻味了。因而,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禅诗的作用还是应当肯定的。当然,禅诗有时也容易流于枯燥,它的谈理缺乏形象化手段,也往往会导致脱离现实生活,不过,任何诗歌作品总免不了瑕瑜互见,禅诗的负面效应当然也有,但毕竟是属于第二位的。(信息来源:摘自《宁波佛教》,佛教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