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僧”一词应代表僧人在诗歌艺术上的自觉，诗于僧人不仅仅是修佛余事或渡众方便而已，覃召文认为：“在中晚唐之前，僧侣固然也作诗，但大多把作诗看做明佛证禅的手段，并不把诗歌看成艺术，而比较起来，中晚唐诗僧往往有着迷恋艺术的创作动机。”这点看法深深值得肯定，因为中晚唐诗僧专意为诗，认真寻索诗禅二者的矛盾、依存与主次关系，最后不仅不舍诗事，更以诗禅合辙的方式从事创作并归纳融会禅法于诗歌理论。

　　唐代有名的诗僧有王梵志、寒山、拾得、丰干、庞蕴、灵澈、皎然、贯休、齐己等等。王梵志多偈诗，全唐诗则未录一首。寒山的诗收入《全唐诗》卷806中。二人诗虽通俗，但寒山较王梵志更有雅调。例如：“我昔未生时，冥冥无所知。天公强生我，生我复何为？无衣使我寒，无食使我饥。还你天公我，还我未生时。”（《王梵志诗校辑》卷六）“闲自访高僧，山万万层，师亲指归路，月挂一轮灯。”“闲游华顶上，日朗尽光辉，四顾晴空里，白云同鹤飞。”（《全唐诗》卷806寒山诗）由以上三首诗中可知寒山诗具清气，多自然意象，华彩也胜梵志一筹。拾得诗今存50余首，收入《全唐诗》卷807。这是初唐诗僧的风彩。盛唐及中晚唐僧则韵如松风，淡然天和，有许多境高意远调清的神韵诗作。

　　从唐代诗僧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们的诗意与禅意兼得，都能成熟地转化自然意象，成就清净禅境。例如：齐己钟情于诗又归心于禅，诗染世情，禅求寂心，二者在他的《白莲集》中得到了完美的统一。在诗情方面，齐己时露亲族与家国之思，也多僧俗友人之思，在禅寂方面，齐己也曾示道参禅，不少静坐冥思之作，能提供禅者悦心的悟境。他基于“诗僧”的醒觉，不断兼论诗禅来寻求超越。齐己以一僧人而嗜诗，在诗禅的离合心路上，有一番耐人寻思的况味。由于诗僧的自觉，带来诗僧创作的高度繁荣，《全唐诗》录诗僧凡115人，僧诗凡2800首，诗作46卷，并且大部份诗僧都集中出现在大历以后的百余年间。成就最高者属皎然、贯休、齐己三人，诗共1920首，后人遂有《唐三高僧诗集》的编纂，齐己诗八百余首，占合集的三分之一强，在意象与诗格上都有极精萃的成就，足为中晚唐诗僧观察的重点。诗僧是诗禅融合的具现，他们嗜诗习禅兼得，两不相碍，“吟疲即坐禅”“一念禅余味国风”，在唐代诗坛上蔚为多元风彩。

　　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最能概括出诗僧的面貌：“自齐、梁以来，方外工文者，如支遁、道猷、惠休、宝月之俦，驰骤文苑，沉淫藻思，奇章伟什，绮错星陈。（至唐）有灵一、灵彻、皎然、清塞、无可、虚中、齐己、贯休八人，皆东南彦秀，共出一时，已为录实。”

　　结语

　　诗禅的结合是中国文化史上除“格义”之外的一大问题，也是诗学发展与诗歌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唐代是禅宗鼎盛、诗歌繁荣的时代，诗禅交互影响在唐代已有全貌，因此作为观察诗禅交涉的断代重心，极为合适。在中国文学上，特别是诗歌与诗学上，诗禅共命的历史从唐代已奠定好基础。诗僧们实践了诗禅之间由矛盾到统一的过程，成就了幽栖乐道的清幽诗作，蔚为唐宋以下文学风尚的林下逸韵，同时又以禅论诗，喻显诗歌幽微胜境，这是诗禅文化史上韵姿幽迥的生命。（信息来源：中国佛教文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