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抱憾的“大师”
学者李泽厚住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一个名叫Boulder的小镇已经多年，跟国内学界联系得并不多，特别是跟老一辈的学者。“我从来不爱主动与人交往。”他接受本刊记者电话采访时说，“任继愈先生是我这么多年来惟一保持联系的老师。”而这种联系在北京时间7月11日崩断。任先生在那天早上去世。
他和任继愈的师生关系，保持了近60年。
李泽厚家境极贫寒，在北大读书时，一个月有3块钱补助，他一块钱都舍不得用。哲学系老师任继愈知道后，就让李泽厚帮他誊抄稿子，每次给他5块或10块钱，到后来没稿子抄了，就直接给了几次钱。李泽厚身体不好，任继愈经常关心他的身体状况。
对任继愈这份关心，李泽厚很感激。那时候，他是个没什么人关心的人。
2006年，任继愈90大寿时，李泽厚特地从美国挑了张贺卡寄给任先生。“我现在都还没确定他是否收到。”任继愈是从来不做寿的。
去年回国时，他本打算去看任先生，但最后时间太紧，没看成。这些年他并不是每次回国都去看他。“任先生很严谨，有时候不去看他是担心给他惹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任继愈不喜欢外出吃饭应酬。李泽厚每次去看他，都是在他家里吃饭。“一般家庭如果有客人来会做很多个菜，任先生家吃得简单，棒子粥、馒头、小菜。他很会养生，不喜欢吃外边的东西。”
李泽厚现在还保存着一张剪报，上面有一篇任继愈谈闭目养生的文章。
任继愈的身体一直很好。2003年，李泽厚回国去看任继愈时，任继愈告诉他，自己每天工作6个小时。“我当时感到很吃惊，因为我一天都工作不了6小时了。”
追随任先生多年的学生、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李申形容老师的时间是“压缩饼干”。任继愈的休息时间是头一天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4点。这样就可以尽可能避免被打扰。李申说：“如果大清早有电话打到我家，想都不用想，肯定是任先生。”
今年3月19日，任继愈因罹患多年的膀胱癌又住院了。6月17日李申去看他。“他有些兴奋，滔滔不绝，讲《中华大典》，讲《大藏经下编》，讲历史，讲哲学。如果不是要治疗，他不知道还要讲多久。”当时任继愈的病已经很严重，第二天他就只能说些单词了，后来陷入了昏迷状态。
7月11日，任继愈在医院去世。
李泽厚是从网上获知这一消息的。他主动打了电话到任先生家，向任先生的女儿任远问了些情况，慰问了一下。
“任先生去世了，”隔着太平洋，李泽厚在电话的那头叹道，“和国内的一条线断了。”
爱国，是理解他的线索
任继愈的父亲毕业于保定军校，在国民党军队任职。他家四世同堂，用他的话说，就像巴金写的《家》那样。他反感这样的家庭，但认同其中好的方面，比如重视教育，子弟必须念书，不能游手好闲。
他存世的文字中，很少回忆自己的家庭，却有多篇回忆自己的老师。
他生于1916年，上小学时正是五四风潮席卷之际。在济南读省立第一模范小学(现在的大明湖小学)时，一位叫曹景黄的老师令他印象深刻。曹老师讲课文时，若涉及酗酒、荒淫的文章，就也向学生讲一些性知识，说结婚后性生活要有节制。
在任继愈看来，当时的老师能做到这一点，是相当开明的。
读小学的时候，整个山东都提倡读经，任继愈开始熟悉《论语》、《孟子》。
首都师范大学儒教研究中心主任、《原道》主编陈明访问任继愈时，曾问及他在信仰马克思主义前的信念，任继愈答道：我信儒家思想。并强调：这个很重要。
而在李申看来，“任先生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是真正做到了批判继承的。身上却保留了儒家圣人贤人最优秀的那些品质。
他风度儒雅，行则步履从容，目不邪视;止则双腿并拢，正襟危坐;言则口齿清楚，从不含糊其词。他为人严格，但从不疾言厉色;衣着整洁，一套穿着多年的中山装洗到发白，仍是干干净净、非常有型。30年间，李申听过的任继愈对人最严厉的斥责，也不过是说某人是“无耻之徒”。
少年任继愈先是从山东到北平读中学，随后在1934年考入了北大哲学系。“那时年轻，不考虑那些，一心想寻找真理，追求人生的归宿。”这并不是个好找工作的专业。入学时全班有十几人，毕业时就只剩下3个，任继愈是其中之一。
“七七事变”之后北大南迁。从湖南步行到云南的1300多公里被任继愈认为是人生重要的行程。“有机会看到农村败落和农民贫困的景象”，他觉得自己的学问不能离开“这块灾难深重的中国土地”。
爱国，是理解他的一条线索。
对陈寅恪，任继愈认为他虽关心国家命运，但太悲观。陈有两句诗：“南渡自应伤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他不喜欢诗中的情绪，“我们一定要打回去。”
任继愈对于陈寅恪的某些评价，陈明认为有些偏颇。比如任继愈曾说：陈先生的眼睛坏了，他找了个外国大夫主刀。他两个眼睛都不大好，有人劝他，先开一个眼睛，看行不行。陈寅恪觉得是皇家医学会的，另外去一趟也不容易，说两个都开吧。结果，两个眼睛的手术都失败了。任继愈说，“我觉得他还是崇信外国人。”
毛泽东评价“凤毛麟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