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法是悔除所犯罪过以便积极修行的一种宗教仪式。

　　中国佛教中的忏法，起源于晋代，渐盛于南北朝，至隋、唐大为流行。唐·道宣说（大正52·330b）︰‘诸佛（中略）善权方便，（中略）立悔罪之仪。（中略）道安、慧远之俦，命驾而行兹术，（中略）南齐司徒竟陵王，制布萨法净行仪，其类备详，如别所显。’宋·净源更详细说（卍续129·1上）︰‘汉魏以来，崇兹忏法，蔑闻其有人者，实以教源初流，经论未备。西晋·弥天法师，尝着四时礼文；观其严供五悔之辞，尊经尚义，多摭其要。故天下学者，悦而习焉。陈、隋之际，天台智者撰《法华忏法》、《光明》、《百录》，具彰逆顺十心。规式颇详，而盛行乎江左矣。’

　　忏法盛行于南北朝的齐、梁时代。元·智松柏庭述《梁皇忏法》的起源及其意义说︰‘世尊愍念四众，为说《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命礼诸佛，洗清障垢，依教奉行，俱获解脱。圣言虽在，凡情罕知。南朝齐武帝永明间（483～493），文宣王萧子良撰《净住子》二十卷，分净行法为三十门，未及流通，即罹变故。梁·天监时（502～519），具德高僧删去繁芜，撮其枢要，采摭诸经妙语，改集十卷悔文，总列四十品章。前为六根三业，皈依断疑，忏悔解冤；后及六道四恩，礼佛报德，回向发愿。其中正以露缠结罪，涤过去之恶因，复凭发菩提心，植当来之种智。由萧梁武帝之创修，俗称《梁皇宝忏》。’

　　自那时以来，采用大乘经典中忏悔和礼赞内容而成的忏法，以种种形式流行，从而产生许多礼赞文和忏悔文，至智顗时遂具备了独自的形式。智顗于所着《摩诃止观》卷二说四种三昧，第三半行半坐三昧，即法华三昧，为修习止观的重要行法。智顗的忏法，即要把这三昧体现出来，因此，他依《法华经》〈普贤菩萨劝发品〉和《普贤观经》而成的《法华三昧忏仪》，既是修行的方法，同时也是忏悔的仪式。其内容分为严净道场、净身、三业供奉、奉请三宝、赞叹三宝、礼佛、忏悔、行道旋绕、诵法华法、思惟一实境界（即坐禅实相正观）等十法，可说是将《普贤观经》之说加以具体化。《法华忏法》所依据的《普贤忏》，刘宋的僧苞、道冏和北齐的灵侃都曾依以修行。至持《法华经》行忏法者，则姚秦的竺昙遂，宋的法宗、普明，齐的弘明、僧侯，以及隋的僧映等。其和智顗同时代的，则有南岳的慧思及其门下的大善、慧勇、慧诫，以及唐代吉藏、法诚、法喜、智琰等。其后智顗一系以外的佛徒，修行法华忏法者尚不胜枚举。

　　此外，《药师忏法》、《金光明忏》以及《方广忏悔灭罪经》等，在宋、梁之间也开始流行。如道宣说（大正50·699b）︰‘至如药师行事，源出宋朝，比用在疑，颇存沿俗。（中略）又有普贤别行，金光总忏，名归清众，事乖通俗。（中略）梁初方广，源在荆襄，本以厉疾所投，祈诚悔过，（中略）能使像手摩头，所苦欻然平复。因疾相重，遂广其尘；乃依约诸经，抄撮成部。’

　　此后忏法的着作渐出。有梁高祖（武帝）《摩诃般若忏文》、《金刚般若忏文》、陈宣帝《胜天王般若忏文》、陈文帝《妙法莲华经忏文》、《金光明忏文》、《大通方广忏文》、《虚空藏菩萨忏文》、《方等陀罗尼斋忏文》、《药师斋忏文》、《娑罗斋忏文》等。

　　隋、唐之间，佛教宗派渐起，各派依所宗经典撰成种种忏悔行法。如天台宗除上述《法华三昧忏仪》外，还有《方等三昧行法》（智顗说，灌顶记）、《请观世音忏法》、《金光明忏法》（智顗撰）等。三阶教有《七阶佛名》，又称为《礼佛忏悔文》，或《昼夜六时发愿法》（信行撰）。净土宗有《净土法事赞》（善导撰）、《五会念佛略法事仪赞》（法照撰）等。华严宗有唐·宗密《圆觉经道场修证仪》十八卷，称为广本；宋·净源略为一卷，称为略本。又有《华严经海印道场九会诸佛仪》，略称《华严忏法》，是西夏·一行法师所撰、宋·普瑞补注的。又，密宗有不空译《佛说三十五佛名礼忏文》。此外唐末知玄（即悟达国师，809～881）抄录宗密《圆觉经修证仪》述《慈悲水忏法》三卷，至今犹流行。又在唐·开元间（713～741），智升更集成《集诸经礼忏仪》二卷，是各种忏法仪式最初的综合刊本。

　　宋代是忏法全盛的时代。天台巨匠四明知礼（960～1028）、慈云遵式（964～1032），与东湖志磐（？～1270）俱广作忏摩，摄化道俗。因为这些天台宗学者，继承智顗遗法，都认为礼忏是修习止观的重要行法。故知礼住延庆寺数十年讲学之外，专务忏仪，计修法华忏法三七日为期前后五遍，光明忏法七日为期二十遍，弥陀忏法七日为期五十遍，请观音忏法七七日为期八遍，大悲忏法三七日为期十遍。他着有《金光明最胜忏仪》、《大悲忏仪》、《修忏要旨》各一卷。最后一种《修忏要旨》是宋·天禧五年（1021）依真宗命为国家修法华忏法之时，答使者俞源清之问而述。遵式与知礼同门，居杭州慈云寺，亦广修忏法，称为慈云忏主。他撰有《金光明忏法补助仪》，对智顗《金光明忏法》详加补充；又因智顗《方等三昧行法》一书，自唐季流出海外，其时行法半任臆裁；至宋·咸平六年（1003），日僧寂照赍至，遵式以此书‘虽东国重来，若西干新译，载披载沃，适奉醍醐’。特作序重刊，流行于世。南宋天台学者志磐，除撰有《佛祖统纪》外，更于四明东湖撰《水陆道场仪轨》，盛行于世。又，元照撰有《兰盆献供仪》一卷，亦为存亡露过陈悔的忏法之一。

　　金代王子成（庆之）集净土因缘为《礼念弥陀道场忏法》，略称《弥陀忏法》十卷。据他自序谓‘依梁武忏之仪轨，阐弥陀教之功德。千佛备列，圣众全彰’云云。元·至顺三年（1332），高丽三藏旋公捐资并募众缘重刊，遂广行于世。

　　明代洪武之初，太祖屡建法会于南京蒋山，超度元末死难人物。洪武五年（1372）的广荐佛会，太祖亲临烧香，最后并命轨范师行瑜伽焰口施食之法。其后忏法广泛流行。举行忏法仪式，成为僧侣的职业。僧侣以赴应世俗之请而作佛事的，称为应赴僧。这些僧人以行瑜伽三密行法，又称为瑜伽教僧，略称教僧。洪武十五年制定佛寺为禅、讲、教三宗制度，并于南京能仁寺开设应供道场，供京城内外大小应赴寺院僧人集中学习，作成一定佛事科仪。洪武十六年，由僧录司颁行。

　　到了明末，云栖袾宏广作忏法，重订《水陆道场仪轨》，修订《瑜伽集要施食坛仪》，又名《瑜伽集要施食仪轨》，并撰《施食补注》（即近代流行的‘水陆’与‘焰口’），影响所及，又有许多忏法出现。明·受登撰《准提三昧行法》及《药师三昧行法》各一卷，智旭撰《占察善恶业报经行法》、《赞礼地藏菩萨忏愿仪》（即《地藏忏法》）各一卷，禅修撰《依楞严究竟事忏》（略称《楞严忏法》）二卷，如惺撰《得遇龙华修证仪》（略称《龙华忏仪》）四卷。清代又有夏道人集《准提焚修悉地忏悔玄文》（《准提忏法》）一卷，失撰者名《消灾延寿药师忏法》三卷及《慈悲地藏菩萨忏法》三卷，继僧撰《舍利忏法》、弘赞集《供诸天科仪》、建基录《金刚经科仪宝卷》各一卷，智证录《水忏法随闻录》三卷、西宗集注《水忏法科注》三卷等。

　　近世通行的忏法有《梁皇宝忏》、《慈悲水忏》、《大悲忏》、《药师忏》、《净土忏》、《地藏忏》等。

　　《梁皇忏》十卷，创始于梁武帝（通行金陵刻经处本作梁·宝志、宝唱等撰），现行本是经元代审订改正流行的。相传此忏创始于梁武帝，故称《梁皇宝忏》。后世灭罪消灾济度亡灵者，常延僧虔修此忏，是中国流传最久的一部忏法。

　　《慈悲水忏》三卷，唐·知玄述。知玄，四川人，唐懿宗咸通四年（863）署为悟达国师。初知玄在长安遇一异僧，患恶疾，人皆厌之；知玄侍候无倦色。后知玄将回川，异僧感其风义，临别告以向后有难，可往彭州茶陇山（亦名九陇山）相寻。中和三年（883），一珠隆起于左股，曰人面疮。知玄求医无效，忽忆往日异僧之语，遂至茶陇山相寻，果于山中见之，告以所苦。异僧命以岩泉濯之，疮愈。知玄因依宗密《圆觉经修证仪》录成名着《慈悲水忏》三卷，流行于世。

　　《千手千眼大悲心咒行法》一卷，略称《大悲忏》，是根据〈大悲咒〉而作的一种忏法。宋·知礼始集仪轨，由于观音信仰的普遍，渐次流行于民间。清初南京宝华山见月读体删文重纂。这个忏法仪式简略庄严，为今日全国流行最广的一种忏法。

　　《药师三昧行法》一卷，略称《药师忏》，是根据《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而作的一种忏法。清初仁庵义禅师自扬州赍归杭州显宁寺，经天溪大觉寺受登刊定，以定名、劝修、方法、释疑四项，释此忏法，遂盛行于江南。凡消灾延寿之法事，多礼此忏。

　　《往生净土忏愿仪》一卷，略称《净土忏》，宋·遵式撰，是采用大本《无量寿经》及称赞净土诸大乘经而立的一种忏法。净土信仰流行民间以后，此忏法通行很广。

　　《慈悲地藏忏法》三卷，略称《地藏忏》，失撰人。智旭撰《赞礼地藏菩萨忏愿仪》加以补充。据智旭《忏愿仪》后序说，是根据《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和《占察善恶业报经》、《地藏菩萨本愿经》而制此仪法的。其仪式与《药师忏》、《净土忏》略同，是较晚出的忏法之一。凡报亲恩、祈父母冥福之法事，多礼此忏。（林子青）

　　◎附︰印顺〈经忏法事〉（摘录自《华雨集》第四册）

　　礼佛称名的忏悔，如《舍利弗悔过经》说︰‘持悔过经，昼夜各三过读。’‘昼夜各三过读’，那是一日一夜，六时读诵经的；可说是忏悔与诵经的统一。从译典来看，印度佛教发展为诵偈的礼忏，如龙树《宝行王正论》说︰‘现前佛支提，日夜各三遍，愿诵二十偈。’佛支提是佛舍利塔，当时佛像还不多，所以在塔前诵偈；所诵的二十偈，就是礼佛、忏悔、劝请、随喜等。东晋·佛陀跋陀罗译出的《文殊师利发愿经》，共四十四偈，就是〈普贤行愿品〉（六十二）偈的初型。《出三藏记集》卷九〈文殊师利发愿经记〉说︰‘外国四部众礼佛时，多诵此经以发愿求佛道。’这可见礼佛、称名、忏悔为主的诵偈，已成为印度大乘佛教的一般行持。

　　在中国，梁、陈时代（503～588），忏文发达起来。唐·道宣的《广弘明集》卷二十八所载，有梁武帝、梁简文帝、陈宣帝、陈文帝，及江总所作的忏文。不只忏文而编成忏法仪轨的，是陈、隋间的天台智者大师。智者撰有《法华三昧忏仪》、《请观世音忏法》、《金光明忏法》、《方等三昧忏法》（‘忏法’，智者是称为‘行法’的，后人改称为‘忏法’）。天台的后人，唐·湛然有《法华三昧补助仪》、《方等忏补助（阙）仪》。到宋代，法智有《修忏要旨》、（金）《光明忏仪》、《大悲忏仪》；遵式有《金光明护国仪》、《请观世音消伏毒害陀罗尼三昧忏仪》，治定《往生净土忏仪》、《炽盛光忏仪》、《小弥陀忏仪》、《法华三昧忏仪》；净觉有《楞严礼忏仪》，仁照有《仁王忏仪》；南宋晚年有志磐的《水陆道场仪轨》。宋初的法智，专心讲经礼忏三十年，而遵式被谥为‘忏主’，可见宋代天台学者的重视忏法。天台教观的弘扬，与礼忏相结合，是影响中国佛教最深切的。属于贤首宗的，有唐·宗密的《圆觉经道场修证仪》；知玄的《慈悲水忏法》等。

　　从忏法的内容来说︰有忏罪的，是忏法中的取相忏，要‘见相’才能消除业障。有作为修行的前方便，天台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都有这类忏；天台的忏法，本是以此为主的。以上，都是自己修持的，有为人消灾的，如陈永阳王从马上墬下来，昏迷不知人事，智者曾‘率众作观音忏法’，永阳王得到了平安，这是为人的现生利益而修忏。有为国家修忏的，如天台宗的法智与遵式。《仁王护国般若经》说到︰请百位法师，‘一日二时讲读此经，……不但护国，亦有护（获）福’，这是为了国家而讲读经典与修忏法的（仁照有《仁王忏法》）。

　　诵经修忏法门，在民间发展中，渐渐的重在消灾植福，超度鬼魂，关键在元代。元是文化低的蒙古人，成为中国的统治者。各种宗教，都受到保护，但自元世祖起，‘西番僧’（现在称为喇嘛）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尊敬与纵容。对中国传统的佛教，好处是︰‘三武二宗’（加一宋徽宗），佛教受到破坏，都有道士在从中作怪。到了元代，总算在帝王的支持下，佛道一再辩论，达成焚毁一切伪造道经的胜利（现在还是编在《道藏》中）。坏处是︰‘西番僧’大都是不僧不俗的，修男女和合的欢喜法；有的还蒙元帝赐几位美女。国家随时都在作消灾植福的功德（经忏法事），还成立‘功德司’来管理，这主要也是‘西番僧’的事。‘上有好之，下必有甚者’，内地僧侣的不僧不俗，与民间的经忏法事，当然会大大流行起来。

　　明太祖护持佛教，也要维持僧伽清净的。从洪武二十四年，〈申明佛教榜册〉（《释氏稽古略续集》卷二）所见︰僧人分三类，在‘禅僧’、‘讲僧’以外，有‘瑜伽僧’，也称为‘教僧’，就是为人诵经礼忏的应赴僧。诵经礼忏的，已成为一大类（怕还是多数），中国佛教是大变了！〈榜册〉中明令，有眷属（妻）的还俗；如与眷属分离，准予住寺修行。对‘私有眷属，潜住民间’的，严加取缔；‘官府拿住，必枭首以示众’。不僧不俗的情形，太严重了！并禁止‘民间世俗多有仿僧瑜伽者，呼为善友’。这类应赴经忏的在家人，从前我以为上海五马路，今日台湾才有这种现象，原来元明间也曾如此。亏了明太祖的护持，总算阻遏了歪风（没有变成不僧不俗，僧俗不分的），但在民国初年，太虚大师所见的佛教，清高流、坐香（坐禅）流、讲经流、忏焰流，‘其众寡不逮后一（忏焰）流之什一’。忏焰流就是瑜伽僧，占佛教僧侣十分之九以上（台湾似乎少一些），这才是元明以来的佛教的主流！

　　着重于消灾、消业、超度亡灵的‘经忏法事’，现在流行的，有︰

　　(1)‘水陆斋会’︰是盛大的普度法会。宋《释门正统》卷四说︰梁武帝梦见神僧，要他作水陆大斋，普度苦恼众生。谁也不知水陆大斋是什么，志公劝武帝‘广寻经论’。武帝在经中，见到了‘阿难遇面然鬼王，建立平等斛食’，这才制立仪文。天监四年二月，在金山寺修水陆斋，‘帝亲临地席，诏（僧）佑律师宣文’。志磐的《佛祖统纪》也这样说，但略去了阿难见面然（焰口）鬼王事。阿难见面然鬼王，出于《佛救面然饿鬼陀罗尼神咒经》，是唐·实叉难陀译的。武帝寻经，怎能见到唐代的译经？志磐大概感觉到这一问题，所以略去了。但是《释门正统》所说，有事实的成分，如说︰‘诸仙食致于流水，鬼食致于净地。’布施饿鬼，饮食是放在‘净地’上的，布施仙人及婆罗门，饮食‘泻流水中’，这确是《救面然饿鬼陀罗尼神咒经》所说的；‘水陆’二字，是依此得名的。在每一饿鬼前，‘各有摩伽陀斗四斛九斗饮食’，也就是‘平等斛食’的意义。这样，普度饿鬼仙人的水陆大斋会，一定在实叉难陀译经以后，不可能是梁武帝所撰的。《佛祖统纪》卷三十三说︰唐·咸通（860～873）年间，西京法海寺道英禅师，‘梦泰山府君’说起，知道梁武帝所集的，‘今大觉寺义济得之’，这才得到了水陆仪，‘自是，英公常设此斋，流行天下’。这才是中国流行水陆斋会的事实！无论是义济或道英，极可能是唐末咸通年间，假传泰山府君所说，托名为梁武帝所集而兴起来的。

　　(2)‘梁皇忏’︰是忏罪消灾，救度亡灵的法事。元末，觉岸的《释氏稽古略》卷二说︰梁武帝的夫人郗氏，生性残酷嫉妒，死后化为巨蟒，在武帝梦中求拯拔。‘帝阅览佛经，为制慈悲道场忏法十卷，请僧忏礼’，这是‘梁皇忏’的来源。稍为早一些的念常，编《佛祖历代通载》，也说到郗氏的‘酷妒’；死后在梦中见帝，并关心武帝的健康。武帝‘因于露井上为殿，衣服委积，置银辘轳、金瓶，灌百味以祀之’（卷九）。文中并没有说到忏法，但目录中作‘郗氏夫人求忏’，这应该是后人改写的。郗后的酷妒，死后化作龙形，唐高宗时李延寿所作的《南史》已有记载。《通载》进而说祭祀，《稽古略》就说到忏法。《通载》说是天监四年，《稽古略》改为二年，这是天监四年水陆斋会传说的翻版。

　　《茶香室丛钞》说︰梁皇忏是梁代诸名僧，删改齐竟陵王的《净行法门》而成。元代的妙觉智等‘重加校订审核’，成为现行的‘梁皇忏’──《慈悲道场忏法》。可以推定的，这是元代所编，假借梁武帝的名字来推行的。在中国佛教史上，梁武帝确是诚信佛法的。隋《历代三宝纪》卷十一说︰武帝为了‘建福禳灾，或礼忏除障，或飨鬼神，或祭龙王’，命宝唱等集录了《众经忏悔灭罪方法》等八部。虽只是集录经文，但对建福禳灾、礼忏除障、飨鬼神与祭龙王等法事，是会有影响的。这可能是‘水陆斋会’与‘慈悲道场忏法’，都仰推梁武帝的理由吧！

　　(3)‘瑜伽焰口’︰是以超度饿鬼为主的。唐·不空译的《救拔焰口饿鬼陀罗尼经》，是实叉难陀所译《救面然饿鬼陀罗尼神咒经》的再译。不空并译出《瑜伽集要救阿难陀罗尼仪轨经》；《明藏》有较广的《瑜伽集要焰口施食仪》，可能是元代‘西番僧’所出的；明、清又有各种不同的改编本。

　　‘施食’──救济饿鬼，在我国的晚课中，有‘蒙山施食仪’，近代有人扩编为‘大蒙山施食仪’，也有作为‘法事’的。‘水陆斋会’、‘瑜伽焰口’、‘蒙山施食’，救度鬼魂的本质是相同的；在‘秘密大乘’中，只是低级的‘事续’。适应中国的‘人死为鬼’，与‘慎终追远’的孝思，这一超度鬼魂的法事，得到了异常的发展。七月──‘鬼月’普度而施放（救济品）焰口，到处都在举行。流行的‘水陆斋会’，‘内坛’是主体，加上‘大坛’的礼忏，‘华严坛’、‘净土坛’等的诵经、念佛，成为‘经忏法事’中最具综合性的事。

　　(4)‘大悲忏法’︰宋·知礼依《大悲心陀罗尼经》而编成的。本是修持的方便，但观世音与现生利益──消灾植福、西方净土有关，所以也成为一般的‘经忏法事’。

　　(5)‘慈悲三昧水忏’︰是唐末知玄所辑成的，可以消释宿世的冤业，也相当的流行。

　　(6)‘净土忏’︰《往生净土忏愿仪》，是忏罪而往生西方净土的。

　　(7)‘药师忏’︰依《药师经》而造，作为消灾延寿的法事。

　　(8)‘地藏忏’︰《慈悲地藏忏法》，这当然是超度亡魂用的。

　　此外，还有‘血湖忏’、‘金刚忏’、‘壬申忏’等，流行的相当多。

　　再说与称佛名有关的二部忏法，‘万佛忏’与‘千佛忏’。阴历年初，寺院中多数拜‘万佛’与‘千佛’，由出家人主持唱诵，在家信徒也随着礼拜。这是依《佛名经》及《三千佛名经》而来的。元魏·菩提流支，译《佛名经》十二卷，是大乘经中佛名的集成。《大正藏》中有三十卷本的《佛名经》，每卷都列举佛名，经（法）名，菩萨、辟支佛、阿罗汉──僧名；称名礼敬三宝后，有忏文，末后附录伪经──《大乘莲华宝达问答报应沙门经》一段。称《法显传》为《法显传经》，分宾头卢颇罗堕为二人，这部《佛名经》的编集者，对佛法的理解，显然是幼■的。三十卷本的《佛名经》，唐《开元释教录》卷十八列入〈伪妄乱真录〉，并且说︰‘群愚仿习，邪党共传，若不指明，恐稽圣教’，似乎当时已流传民间了。《丽藏》本在卷一末的校勘记说︰‘然此三十卷经，本朝盛行。行来日久，国俗多有倚此而作福者，今忽删之，彼必众怒。’‘作福’，就是作功德。知道是‘伪妄’而不敢删去，可以想见流行的盛况了！这部经的后二卷，与《三千佛名经》中的《现在千佛名经》相合，也是称佛名与忏悔的（过去、未来千佛，有佛名而没有忏法）。‘万佛忏’与‘千佛忏’，就是依此而来的。在现在流行的经忏中，‘万佛忏’与‘千佛忏’，及‘大悲忏法’，还有集众礼诵忏的，其他忏法，都成为僧众代人礼诵的‘经忏法事’，也就是‘瑜伽’──应赴僧的专职了。

　　‘经忏法事’，本出于大乘的方便道，演化为应赴世俗的法事，从适应世间来说，是有相当意义的。任何宗教，普及社会，对信徒都会有一定的宗教义务。如结婚、生孩子、弟兄分家、丧葬，基督教也会为信徒举行‘礼拜’；天主教、伊斯兰教等，都各有不同的宗教仪式。中国佛教的‘经忏法事’，可说是普及民间，满足信众要求而形成的。在佛教国家中，中国是‘经忏法事’最兴盛的；唐、宋时代，日、韩僧侣来中国求学佛法，也有为信徒诵经等行仪。代表原始佛教的‘律部’中，信徒如生孩子、造新房、外出远行（去经商）、丧葬等，都会请僧众去受午供。吃好了饭，施主在下方坐，听上座略说法要，说偈颂回向功德（呗者’由此而来）；如上座不会说法，就背诵一则佛经。这就是‘应赴’受供，为信众作功德，为信众诵经的起源。初期‘大乘佛法’兴起，诵经、礼佛称名忏悔等方便，自力而含他力的思想。

　　中国式的‘经忏法事’虽多少中国化了，而实受后期‘秘密大乘’的影响。如《大灌顶神咒经》（第十二卷是《药师经》的古译），是晋人编集的，也有印度传来的内容。第十一卷〈佛说灌顶随愿往生十方净土经〉，也是地狱、饿鬼不分的；对临终及已经死亡的，一再说要为他‘转读’（经）、‘修福’。为人诵经礼忏，以救度亡者，在中国‘人死为鬼’，‘慎终追远’的民俗中，是需要的。如明·洪武二十四年的圣旨说︰‘率众熟演显密之教应供，是方足孝子顺孙报祖父母劬劳之恩。’适应中国民俗，不妨有‘经忏法事’，但对中国‘经忏法事’的泛滥，总觉得是佛法衰落的现象。因为︰

　　(1)中国的经忏多，主要是人死了，都要做功德。有的逢七举行，有的四十九日不断，满百日、周年，也要做功德，而七月普度，到处在放焰口。举行法事，需要的人也多，如‘梁皇忏’（七天）十三人或二十五人，‘水陆大斋’是四十九人，五人、七人的是小佛事。人数多、次数多、时间长，这多少是受到儒家厚丧厚葬的影响。应赴经忏，实在太忙了，如僧数不足，就邀在家的（穿起海青袈裟）凑数。大家为这样的法事而忙，胜解佛法、实行佛法、体悟佛法的，当然是少了！

　　(2)‘经忏法事’，应该是对信众的义务。现代日本佛教，遇信徒家有人丧亡，会自动的按时去诵经，人不多，时间不长，可能就是我国唐、宋时代的情形。民国四十一年，我到台湾来，台湾佛教也还是这样的。但大陆佛教（在家出家）来了，做法事是要讲定多少钱的。从前上海的寺院，有的设有‘帐房’，负责接洽经忏。严格说，这已失去宗教的意义，变成交易的商业行为。依《释氏稽古略续集》卷二，明·洪武年间的〈申明佛榜册〉，说到‘应赴世俗，所酬之资，验日验僧，每一日一僧钱五百文。主磬、写疏、召请──三执事，每僧各一千文’，可见由来已久。国家明定价格，免瑜伽僧的贪得无厌，但从此，应赴经忏每天多少钱，僧众也觉得理所当然。多数人为此而忙，专在临终、度亡上用力，难怪太虚大师要提倡‘人生佛教’。在家出家的佛弟子，为佛法着想，的确应该多多反省了。

　　［参考资料］　《广弘明集》卷二十八〈悔罪篇〉序；《续高僧传》卷二十九〈兴福篇〉；《国清百录》卷一；《佛祖统纪》卷三十七；《法事赞》；《佛祖历代通载》卷九、卷十五；游祥洲〈中国佛教忏悔伦理的形成及其理念蕴涵〉（《从传统到现代》七）；镰田茂雄《中国の佛教仪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