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能否兴旺发达，最重要的是人材问题，赵朴老也说过，当前最关键的问题，第一是人材，第二是人材，第三还是人材。如何培养出合格僧材，我个人在这方面有些经验体会，讲出来，供大家参考。
本人—贯是从事于僧伽教育的，早在五台山清凉桥学法的时候，即从1962午伊始，就为本寺—些青年僧人讲过一部《俱舍颂疏》，为培养佛教人材，迈开了第一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佛教事业恢复，本人就从事于各地佛学院的教学工作，有厦门南普陀、莆田广化寺及四川宝光寺等佛学院。从教学的过程中，体会到佛学院有不足之处：一是学行不统一。佛学院是以灌输佛学知识为主，对行持是不加考核的，比丘戒更是无法讲的。因为每一个班里，都有沙弥。住持正法的主体是比丘，而比丘的切身行持不讲，这是一个极大的缺陷，学而不行，也会流于“说食数宝”之讥。二是佛学院教学规划，一般不能做到有体系、有次第。由于师资不足。那位法师能讲什么，就开什么课，整个教学规划就不能按理想来实施。如某佛学院，唯识、中观二门同时开课，学僧之间，学中现的就批评学唯识的，学唯识的又反驳学中观的，各专一门，分成两派。更严重的，各宗都自行采用一些教材，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样教学的效果，自然不会太理想。
本人不是佛学院出身。未出家时，在上海曾进过“法相学社”，从范古农老居士学唯识法相。后来在五台山清凉桥出家，依止海公上师学法，清凉桥吉祥律院在海公上师主持下，学行是一致的。所以本人受其影响，思想上始终贯彻着一条学修必须一致的基本概念。《俱含论》云：“佛正法有二，以教证为体”，“教正法”是抉择修行之道哩，“证正法”是如其抉择而起修行，二者成为因果。佛教的一切经论，都是指导修行的殊胜教授，学通以后，就必须配合行持。所以佛学院单方面接受佛学知识，而不联系实践，付诸行动，是一个极端。而一般丛林中，往往有些苦行僧，没有教理基础作指导而艰苦行持，又是一个极端。这两种状况，个人认为都不是培养合格僧材最圆满的方式。
　　佛教讲闻思修，就是说，听闻正法之后，还要如理思维，观察入定，这样才能把所学到的知识，深入到自己思想行动里面去，转变自己的思想，与所学的成为一致，这就要求和戒定慧配合，成为一套修持功夫。假使单是停留在闻法阶段，佛教知识可以说是有了一点，但是由于没有修持，他的世界观就不容易改变过来，还是普通凡去的世界观。他会利用这些学来的佛教知识作资本，为自己的前途去争取名利，什么当一位大法师，名利双收啦，取得政治地位啦等等。当其名、财、权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就会有回俗的危险性，甚至作出败坏戒律之事。问题是他没有修成无我的人生观。
　　我省统战部宋云祥副部长对佛教很有研究，他说的几句话很有见解。他说佛教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世界观，缘起性空、如实观照的认识论，无我利他、普度众生的人生观，诺恶莫作、众善奉行的道德观，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奉献精神等等，都贯穿着一条从思想到行动的佛教路线。要“如实观照”，就是要有依戒生定、因定发慧的修持功夫，认识到宇宙的真相，众生的本性(佛性)，那么我们的宇宙观、人生观、道德观、奉献精神等都会跟着上路了。部长的讲话给我们指出：一定要了解“缘起性空”，加以“如实观照”。就是说要学习教理以后，要从戒下手，通过禅定，开发般若智慧。“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是一条学修相结合的路线，是培养人材的正确而有关键性的方向路线。
那么是否创办佛学院就没有用了？不是！佛学院对学习佛教理论方面，是起了极大的作用，对宣扬佛教的精深博大、慈悲利生的理论和精神，也是作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仅是如上所述，有所不足。刚才不是有位法师说，有位佛学院毕业的僧人，自命不凡，连早晚上殿都认为不必要了。这样的人，学的说的是一套，行的做的又是一套，把佛教与僧人的形象都破坏了，培养出来，又合什么用呢？
　　补充一点，在学修中，佛教教内是一定要依从“依止法”的，而且是要求有清净传承的。而这一点在佛学院也是难以办到的。所以我赞成有位法师说的：“寺院本身就是学行一致的实践场所”，不需要再加一个机构—佛学院。我国古代出过许多高僧大德，都是从寺院里培养出来的，印度古代的那烂陀寺更是闻名世界的佛教最高学府。正因为抱着这个理想，我离开了佛学院，到三门多宝讲寺，作为一个教学计划实施的试点，白手起家，惨淡经营了六七年，目前尚在摸索过程之中，自己还感觉不到有一定的成绩，却赢得了遐尔各处的好评，令人惭愧不已！
　　本人的设想，是集古丛林与佛学院二者的优点，结合起来，建立成一所讲寺或律院之类的形式。本讲寺的教学计划，是大约按照佛陀四十九年说法的次第，参照《菩提道次第》及《四宗要义》而制定的，共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根本教，以《阿含经》、《俱舍论》为主；第二阶段是瑜伽学，以“六经十一论”，尤以《五蕴》、《百法》、《二十难识》、《三十唯识》、《摄大乘论》、《辨中边论》、《成唯识论》等为主；第三阶段是中观学，以“龙树六论”，尤以《中论》、《入中论》及《菩提道次第广论毗钵奢那章》、《现观庄严论》等为主。戒学方面：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成分别配入一、二、三阶段，汉传因明配入第二阶段，藏传因明配入第三阶段。尽管设想如此，实际困难尚多。
再谈一些寺庙管理方面的经验，个人认为管理寺院，关键在于领导班子，不管规章制度订得有多么好，如果领导班子不能贯彻执行，也没有用。尽管我们讲寺一开始就依据中国佛教协会的汉传佛教寺院管理办法，参照了古丛林的百丈清规，及当代莆田广化寺、鼓山涌泉寺，仙游会元寺等古今大丛林制度，并修改了好几次，可以说是比较完善的。但在贯彻执行中，有个别上座执事本身就不遵守，从而上行下效，难以执行，有违犯者，也讲情面，不愿得罪于人，纪律始终松懈。发展到今年夏季安居，本该是精进行道的时期，有些人却连殿也不肯上，学习讨论都不来，完全成了无政府主义，失去了安居办道的意义。部分执事向他们说服教育，竟遭他们辱骂、攻击，说他们管得太多，而少数不管事的执事，却和他们打成一片。当时我在温州养病，回寺后，立即组织大众学习讨论，做了近一个月的思想工作，明辨了是非，肃清了不正之风，又把执事中不称职的换上秉公正直的。现在大众思想拨正了，自觉遵守规章制度，执事们也不费力。取得这一局面就在于新的领导班子成员，都是经过佛教培养，世界观有明确转变，能思想纯正，团结一致。归根到底，还是人材问题，有了合格的僧材，规章制度才执行得起来，“道藉人弘，法依人住”，《俱舍论》讲的一点也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