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学者的学与修

　　 近年来，关于从事佛教研究的学者是否有修的问题，也是一直受到某些人议论的一个热点话题。自从佛教被西方学者纳入学术研究范围后，成为了一种纯学术的东西，变得与物理学、文学一样，成为一种专门供人研究的学问。学者将大量的时间花在看资料上，和做人已经没关系了，佛学研究只注重在“理”字上。佛教的学术化使佛教偏离了正常的轨道。于是“当今不少学者在研究佛法时确有不能解行相应之通病”，学术研究人员轻视信仰，“把佛教当成纯哲学、纯知识来研究，强调所谓研究的客观公正性，没有处理好学佛与佛学研究之间的互动关系。”有人进一步指出，“（此）问题关键主要看初发心，这是教界与学界佛学研究的分水岭。学术界偏重于知识、理论、思想体系的研究，把研究重点放在佛教名相、历史、考据等方面，把佛学研究本身看成是终极目标。这种研究佛法的目的与古德有本质的区别。古德从未把佛学研究作为终极目标，而是看作一种方便与手段，使之为修证实践服务。换言之，古德们不仅从理论上研究佛法，而且更强调从实践上体证佛法。”正因为如此，很多学界的学者研究佛学的通病是能说不能行，对宗教经验更是无能为力。对这种说法，学界一直没有出来加以说明或澄清，但是由于这种说法关系到学界的研究成果的评判问题，我自己认为，还是有必要加以讨论的。
　　 众所周知，20世纪以后，在中国形成了政、教、学三部分力量，特别是到了50年代以后，此三种力量一直成为中国宗教中的一个特有的存在模式，“政”是政府，负责对宗教进行管理与服务的部门，“教”是宗教界，“学”是学术界。这三部分是同时并行，互不隶属的，他们之间只是一种平等交往和学问上交流的交叉关系。如果按照宗教界所说的学与修的关系来讲，那么只要是从事与宗教有关的人，都应该有学和修这两种情况，因为宗教需要体验，管理宗教与服务宗教的部门同样也要了解宗教才行，所以不管是研究宗教还是管理宗教与服务宗教的人，除了要学习宗教以外，还必须要有宗教体验。否则就无法体会宗教界的宗教感情。
　　 宗教作为一种学问，成为一种学术研究的对象，是在19世纪中叶开始的。中国的学术界开始独立于宗教界之外，则是始于20世纪上半叶，但是当时学术界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因为这时从事佛学研究的主要是一些学者的个人兴趣使然。真正有影响的还是一批以居士身份来出面研究佛教的群体，如著名的支那内学院的居士学者。宗教有四要素，信仰是四要素之一，居士是信仰者，是佛教四众之一，也是佛教的护法，他们有学有修，因此对他们来讲，似乎不存在一个“修”的问题，他们所从事的“学”，虽然是一种学术，但这是为了弘扬佛教而作出的另一种努力。用佛教的话说，是属于“文字般若”，以文字来布施。50年代以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国家培养人才的需要，从事佛教研究的人则更多的是来自于受过专业训练的教外人士，这些人没有宗教信仰，确实是将佛教作为一种纯学术来看待，而且自认为其研究成果是“客观公正”的。学术界里经常在说“进得去，出得来”，其意思是说，研究佛教既要深入其里了解它的内部情况，同时也要跳出来，站在圈外来客观性地看待佛教。此犹如“当事者迷，旁观者清”。但是一些佛教界人士并不这样认同，他们认为，没有体验，就不能把握住宗教的内涵，正如太虚大师所指出：“吾以之哀日本人、西洋人治佛学者，丧本逐末，背内合外，愈趋愈远，愈说愈枝，愈走愈歧，愈钻愈晦。”
　　 问题是，学者的研究是不是需要有“修”的体验，有没有“客观公正”？佛教虽然是宗教，但是没有信仰的人来研究它并不是不可以，因为学者是将它作为一门学问来看待的，他们研究的目的，就是想用历史来说明宗教，而不是用宗教来说明历史。佛教是人类文化与文明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历史发展道路，是人类历史上的重要一步，此已成为大家的共识。既然佛教在人类历史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对它的研究必是不可缺少的，也是必要的，更是全面的。所谓的“客观公正”，是要以一定的历史事实来说话，这些历史事实，有的是依靠经典文字的材料，有的是依靠考古发现，有的是靠田野调查而获得的，并且在这些丰富的材料基础上，最后才能得出一个比较合理的结论来。例如，过去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唐代密宗的历史很快就衰落了，但是由于法门寺的文物发现，这一种观点也许会得到不同程度的修证。又如，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没有发现之前，关于禅宗的历史研究主要依据的是几部灯录和一些碑文，之后，由于藏经洞的大量资料发现，禅宗的研究开始有了重大的改变，仅一部《坛经》，就已经引起了许多看法，这些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史料基础上的研究成果，即使是教界人士也会有多少认同，而且这一部分研究成果，并不需要有修的人才能完成的，它只是在已有的材料基础上，通过科学地分析和归纳后，作出综合判断，不能说它没有客观公正性。
　　 世界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和趋势是，学科分得越来越细，方法越来越多，交叉研究的情况明显增多，佛教的研究也无不体现了这种特点与趋势。研究佛教“有文献学方法、考据学方法、思想史方法、哲学方法等，以文献学与哲学两大方法最为重要，堪称佛学研究的双轨。此外，还有新近输入的宗教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人类学方法等。”最近在学术界又涌现出诸如佛教文学、佛教教育学、佛教伦理学、佛教经济学、佛教艺术学、佛教美学、佛教寺院、佛教民俗、佛教史学、佛教宗派学等等分支学科，极大地丰富了佛教研究的内容。佛教之所以能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科学事业中的一个亮点，就是在于它的长期历史文明和它的博大精深的体系，以及无所不包的丰富内容，由此才得到了学者的重视与看好，这是佛教的骄傲，是历代佛教徒对人类社会文明与文化作出的伟大贡献。也是我们今天学者应该重视与弘扬的一部分宝贵的精神文化与人类文明的遗产！
　　 但是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运行法则，佛教的研究也有自己的特点。按照现在的学术研究的特点，学术研究要有一定的学术标准，要有一定通行的研究方法作基础，要有一定的判别标准，这些都是学术规范，是没法改变的。研究佛教的目的，不仅在于揭示它的有效性和有用性，关键是对它进行一个全面的历史梳理，找出它的贡献与得失，其结果是既总结了古代的优秀文化遗产，又为今天和未来的佛教发展提供了历史的借鉴，以史为镜，照鉴未来，这才是佛教研究的根本任务！举例来说，梳理佛教思想的发展历史，用哲学分析的方法来研究佛教教义思想，将佛教的理论进行归纳分类，用哲学的分析来看佛教认识世界的模式，用伦理分析方法来看佛教的道德观，用历史的方法来看佛教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等等。特别是从佛教思想的层面来分析，看看佛教里面有哪些是合理的部分，并且仍然适用于今天的社会，哪些是所失的部分，不予再用，找出对治今天人们普遍出现的信仰迷失，人心浮燥的通病，这是历史赋予学者研究佛教的使命。当然也是直探佛陀心源的一种方式。不过对这一点，当今学者做得还很不够，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与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