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之后，香港再没有露宿街头的僧人。后来，有很多出家人转赴台湾及南洋等地，也有很多往西方国家弘法去，而留在香港的，仍有一定的人数。这些留港的僧人，对重兴香港于大战后的佛教，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其中以“东北三老”── 倓虚法师、定西法师和乐果法师最为有名。
　　
　　大战后的香港佛教发展稳定，而佛教界亦更加注重兴办学校、老人院等社会慈善事业。那时因为有几件有关佛教的趣闻出现，如在跑马地超度、平息前差饷物业估价署闹鬼事件，以及在赛马场举行求雨法会，令市民对佛教兴起了一阵热潮。同期，本港的佛教团体，亦开始筹建佛教医院。由此，可反映当时佛教已比较兴旺，但因为无国外的经济支持而发展有限。就好像佛教医院的筹建，共历十二年之久，其中的经费大多是来自香港市民，而当时的香港经济环境还是处于困难的时刻。
　　
　　但是，相对于天主教和基督教，这时期佛教在香港是发展得缓慢得多。由于这些西方宗教得到英国殖民地政府的特别厚待，加上来自欧美各国的人才、钱财及物资等资助，令他们在香港很快便取得极大发展，不论在宗教、教育和社会福利事业都有很大成就，其信徒亦逐渐在政府各机构当上重要职位。
　　　
　　虽然如此，六、七十年代的香港佛教，由多位法师带领下，仍然是充满活力和理想的。从宝莲禅寺出家受戒的人数来看，发心学佛出家的人还是有一定的数目。
　　
　　九十年代的柳暗花明
　　
　　到了八、九十年代，香港佛教呈现柳暗花明的局面。由于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在本港普遍受到追捧，东方文化和宗教便相对地被视为落后和迷信。至于从香港佛教内部来分析，当时弘法的僧人不足，有青黄不接的现象。此外，在山上修行，过着简朴农禅生活的出家人，被社会人士视为消极避世，而僧人做佛事超度亡者，又被视为不祥。于是，佛教便出现了形象的问题。再加上经书流通不广，以致当时佛教在香港发展受到很大限制。
　　
　　但是在这个年代，二次大战后出生的婴孩已长大成人，由于他们所受的教育程度普遍提高，视野广阔，一神教已不能满足部分人的需要，继而在大专院校兴起一股知识分子研究佛法的风气。其时，能仁书院、新亚书院的佛学课程都有相当的发展，而罗时宪、唐君毅、牟宗三诸位教授的佛学著作亦相继出版。
　　
　　同时，在文化大革命后，国内宗教政策得以落实执行，人民重获信仰宗教的自由，中国佛教开始复兴；而在台湾，佛教在印顺法师、星云法师等大德领导下，亦有非常蓬勃的发展。
　　
　　以上种种因素，令香港佛教进入了一个新的局面。因而随着推广（例如在1983年佛教青年团体联合举办首届的《此岸彼岸》弘法活动），佛教的真理和慈悲精神开始渗入民间，学佛门径增多，佛学班更比比皆是。知识分子学佛、有钱人捐款和皈依、明星出家、歌星为佛教筹款、台湾法师来港举办大型弘法活动等，都改善了佛教在港人心目中的形象，令本港佛教更上一层。
　　
　　此外，天坛大佛自1993年开光后，现已成为香港的标志之一。而在1996年，香港特区区选委员会内的宗教劳工界互选，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觉光法师得票最多。这一切一方面反映了香港佛教的重兴，也看到了出家人在社会中地位的提升。
　　
　　1997年回归后的蓬勃发展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特区政府实行了平等的宗教政策。由觉光法师带领争取了多年的佛诞公众假期，在1998年正式得到落实，而香港佛教联合会每年于佛诞举行的大型庆祝活动，亦成为香港人生活的一部分。1999年志莲净苑的重建落成，其古雅的仿唐建筑群亦成为本港一个重要的标志。于2001年，香港大学成立了佛学研究中心，并在2002年开办佛学硕士和博士课程。此后，佛教开始成为香港主流文化的一部分，而学佛的人，在社会各阶层也逐渐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