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严法师简历

　　1930年生于江苏南通农村张氏
　　1943年出家于南通狼山广教寺
　　1975年日本东京立正大学文正因为深深地感到，这一出家因缘的难能可贵，所以立志要做一个最低限度的清净佛子；至於清净的工夫，除了学戒持戒，就没有更好的方法，因为戒律是佛子生活中唯一的防腐剂。这是我学习戒律的动机。
　　本书的完成，我要感谢现居南洋的竺摩老人，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当我在南洋无尽灯上发表了本书的绪论之后，便接到他老转来的十元美金，并说将为那篇文章单印流通；接著又得到更进一步的慨诺，他说当我写成戒律学的专著之时，若无出版的能力，他愿资助印费。这是多么可贵的鼓励！於是，我就一直研究下来，也一直写了下来。学博士
　　1977—1978年任美国佛教会副会长兼大觉寺住持
　　1978—1987年中华学术院佛学研究所所长
　　1978年起任文化大学教授，1981年起任华冈教授
　　1988—1989年任东吴大学教授
　　1980年创设美国纽约禅中心
　　1985年创立中华佛学研究所
　　1989年创建法鼓山著

《戒律学纲要》序

　　佛法在印度，早由空有两大思潮的激扬，而演成大乘性相的两大派系。传来中国，到了黄金时代的隋唐，大小乘十宗的旗帜，也已很鲜明地竖立起来。各宗派的创立者虽从修证佛法的境界各自发挥其心得，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建立其不同的宗派。可是回到修持上来，则不归于戒律，即归于禅观或净土；而修禅观或净土行者，仍不能离开戒律，以戒律为修习一切善法的基础。那么，不论出家或在家佛徒，对于戒律都是一样的需要，因全部佛法都是建筑在戒律之上的。所谓：“一切众律中，戒经为最上；佛法三藏教，毗奈耶为首。”这是为佛徒的铁律，谁也不能否认的。“四十二章经”则说：“佛子离吾数千里，忆念吾戒，必证道果；在吾左右，虽常见吾，不顺吾戒，终不得道。”有志修学佛法而於戒行有亏的，读到佛陀这些教诫的经文，不能不毛骨悚然而思有以匡正了。

　　佛律虽很谨严，条文也很繁琐，但在今日真能“严净毗尼，研究律藏”的人，又有几多呢？不特束置高阁无人过问，就是能谈戒律的人也必定是很有勇气的，没有勇气就不敢谈了。这原因或在戒律的性质太严肃，末世业障深重，持之不易，索性不持了，谈也无益，索性不谈了。近世佛门的大心之士，有鉴乎此种衰颓而散漫无章的情形，有发心出来提倡振兴律学，也有认为律学有重新估价的需要。根据律部中的“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理由，主张适宜时地环境的需求，可行者行，不可行或行不通的，不妨舍弃。其实这种思想也不始於今日，远在二千五百年前，在阿难陀和大迦叶领导的教团中，早已发生争论了。阿难在第一次结集经典后曾说：“佛将入灭时曾告我，大众若欲弃小小戒，可随意弃。”当时迦叶板起面孔反对道：“佛所未制，今不别制，佛所已制，不可少改。”据律部记载，当时还有一愚痴比丘说：“那老头（佛）去世甚好！他在世时常拿戒律约束我们，这件不许做，那件不准行，如今我们可以极自由地为所欲为了！”迦叶听了觉得痛心，也因此而发起结集律藏。

　　本来戒法为四众弟子的金科玉律，应守应行，理所当然，那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所谓：“毗尼久住，正法久住”；可是在事实上，又有不然，不但在佛灭后的初期，诸大罗汉之间为了戒律的可舍与不舍问题，发生歧见，弄到教团的不协调；就是在佛陀时代，不是已有“六群比丘”及比丘尼出现了吗？难道那时毗尼不住世吗？不是正法住世时代吗？这或者由於众生的慧根深浅与向道之心有无而所使然：其慧根深而向道心坚切的，即能严持戒律；其慧根浅而向道心薄弱的，自然难得清净了。或者以戒律太严肃，条文又繁琐，使人望之生畏，感到不易坚持，或坚持亦难到底，无形中便松弛了。

　　佛历二五○五年春，我在星洲方便禁足期间，在无尽灯上读到圣严法师作的《受戒学戒与持戒》及《戒律的传承与弘扬》，觉其慧解敏颖，文笔犀利，所言切中时弊，深为感动。当时曾以灯刊读者的名义略致薄敬。在那文末谈到弘一律师尝自检验，认为自己非但不够比丘的资格，也不够沙弥的资格，甚至连一个五戒满分优婆塞的资格亦不够。一个闻名持戒的律师，还不敢以满分五戒净人自居，可知戒条是如何地谨严难守了。明朝的紫柏大师，胁不著席四十余年，犹以未能持微细戒，终不敢为人授沙弥戒和比丘戒，到不得已时也只为人授五戒。莲池大师尝自称为“菩萨弟子”或“沙门”，不敢以比丘自居。藕益大师阅过律藏之后作“退戒缘起”，认为一向所受的戒不合法，没有做比丘资格，自称“菩萨沙弥”，太虚大师亦有“比丘不是佛未成，但愿称我为菩萨”。从古今高贤的谨严处，知戒律是如何的严格，不易如法受持，但亦不能因持得不够圆满就不持，应量力求受，不逾绳墨，才不负弘扬戒律者的用心！

　　自来在佛门中提倡戒律的人，以上座硕德为多，青年人来谈戒律的倒不多见。今作者圣严法师，年轻志高，学富力强，从研究戒律而弘扬戒律，欲以戒律精神振兴佛教，这不能不使人敬佩！他曾说过，写作本书是受了藕益大师与弘一大师的影响很多，但没有全部走他们的路线，甚至也没有全部站在南山宗的立场。可知他对戒律，是另有新的看法。看他的志趣，似走在弘一律师与太虚大师之间，而更接近后者的意趣。在生活上著重戒律的根本精神，不拘滞於条文的呆板死守，在思想上接通佛陀的根本教义，活用於时代的文化领域。这意趣正是时代的产物，把它尽量表达出来，培养佛教的时代精神，使每一个怀有整理僧制职志的新时代佛教青年，思想都能够走向这一路线，汇成一条佛教新时代的文化洪流，那么一切佛教的垃圾就不怕冲不开。他对晚近的教内同道，还曾慨然的说：“若标榜持戒，便成了孤独古怪；若标榜学教，便成了放浪形骸；若标榜学禅与密，便成了神鬼模样。”这也是一针见血之论，对於患了严重麻痹症的现代佛教内部，是不无晨钟暮鼓的作用。他对佛教现状既有如此深的了解与抱负，自然对振兴律学另有最应时的立场与看法，而写出来成为文字，自然也不同凡响了。

　　作者再次来书问序于我，并提示本书的宗要是：“为了实际的要求，本书的内容既是通俗性的，也是研究性的，尤其是实用性的。所以除了具足戒及式叉戒之外，其余各戒均录有受戒仪轨，并且尽量介绍最切实、最简明、最能适应於普遍要求的受戒仪轨。至於介绍各戒的性质、意义、渊源、作用以及为何受戒、如何受戒、受戒之后又如何，那自是本书应负的责任了。所以读了本书之后，对於戒律当可得到一个具体的印象。”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本书的内容与价值。全书约有十九万字，把七众弟子各别的戒法描绘出来，虽然有他自己的见解，但每篇都是有所根据的。比如比丘比丘尼戒，是本弘一律师之意而写的，菩萨戒是综合“璎珞”、“梵网”、“瑜伽”、“持地”等经，及“梵网”、“瑜伽”各名家注疏的重要内容而写的。我还认为本书的好处是引经据典，把七众弟子的戒法，作简明而有系统的叙述，使读者得到不少的便利和切合实用。时丁末世，人性疏懒，已很少有人能向大藏经中去翻阅长篇累牍的众多律部，因此身为七众弟子的很多，真能了解七众律仪皮毛的已很少，更谈不到去作深刻的研究分析与叙述。那么本书正适合现时的七众佛徒的需要，固能人手一篇，时加玩味，便知道自己学佛所应作的是些什么事，同时也不负写作者的一番美意。在律制松弛，佛法衰颓的今日，律学已成了冷门的学问，少人问津；而作者既专志攻修，又勤於写作，所写的又是热情奔放，审理明晰，文笔通畅，适合一般口味的文章，求之於现代青年法师，真是异军突起，希有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