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载，略谓东汉永平七年（A.D.64），汉明帝夜梦金人飞绕殿庭，翌日问群臣，太史傅毅奏答“臣闻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明帝即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求法，在大月氏遇天竺摄摩腾、竺法兰二僧，迎请两位高僧，用白马驮经于永平十年（A.D.67）东还洛阳。次年诏命于雍门外建住所以居之，即此寺。
　　寺名“白马”者，来源有二说：
　　1．据《高僧传》记述：“相传云：外国国王尝毁破诸寺，唯招提寺未及毁坏，夜有一白马绕塔悲鸣，即以启王，王即停坏诸寺，因改招提以为白马。故诸寺立名，多取则焉。”；
　　2．据《洛阳伽蓝记》所载，汉明帝遣使求法，“时以白马负经而来，因以为名。”据说当时建寺格式原仿印度祗园精舍，中有塔，殿内有壁画，寺院建成后“金光流照，法车仑东转”（《水经·谷水注》）。
　　摄摩腾、竺法兰在此译出五部经，《四十二章经》为现存中国第一部汉译佛典。同时译出的《十地断结》、《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等经已失传。《高僧传》卷一：“移都寇乱，四部失本，不传江左，唯《四十二章经》今见在，可二千余言。汉地见存诸经，唯此为始也。” 东汉时绝大部分佛经都在洛阳翻译，该寺是最重要的译馆。如东汉末年，安息僧人安世高来此译有《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等九十五部；大月氏僧人支娄迦谶译出《道行般若经》、《首愣严三味经》等二十三部佛经。魏、晋、唐时期均有名僧在寺内译经传法，《开元释教录》载三国魏时法贤、昙柯迦罗、康僧铠、昙无谛等都在寺内译经，嘉平二年（A.D.250）昙柯迦罗译出《僧祗戒心》，以当地梵僧举行受戒的羯磨之法来传戒，被称为中土戒律之始。西晋时先后在寺内译经传法者有竺法护、安法钦、法立、法炬等释门巨子。唐代白马寺比魏晋时期有较大发展，武则天时期成为宫廷的重要寺院。后千余年经三武一宗禁佛，屡有兴衰。
　　白马寺背负邙山，前临洛水，呈南北长方形，建筑群规模雄伟。寺址在汉魏洛阳故城雍门西1.5公里，白马寺建成后，佛法渐盛，信徒日多，洛阳佛寺愈增。西晋时有寺一百八十，洛阳就有四十二。十六国时，洛阳成为佛教中心。北魏自太和十七年（A.D.493）迁都洛阳，一时笃崇佛法，刹庙甲于天下，京城内外佛寺多达一千三百六十七，杨炫之撰《洛阳伽蓝记》详细地记载了当时佛寺繁荣的景象。据《洛阳伽蓝记》所记：当时寺内供奉的佛经，其经函时放光芒，照得堂宇通明，寺里石榴树和葡萄枝叶繁衍，果实甚大，石榴重达七斤一个，葡萄比枣还大，味道殊美，京师语称“白马甜榴，一实值牛”。白马寺建筑历经唐、宋、金、元、明、清各朝屡次重修，其南北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依次为山门、天王殿、大佛殿、大雄宝殿、接引殿、毗卢阁等殿堂及古清凉台遗址。寺藏唐代经幢和元至顺四年（A.D.1333）所立的《洛京白马寺祖庭记碑》。碑文是元代著名华严大师，号“释源宗主”的仲华文才法师所撰，由大书法家赵孟頫书丹，文中记述了白马寺的创建与沿革。现存其建筑、雕塑、碑刻等多为明、清遗物，寺门两旁有传为摄摩腾、竺法兰两僧墓冢。寺东有建于金大定十五年（A.D.1175）四方形密檐式舍利砖塔一座，名齐云塔。（敦煌研究院 李国）
[参考文献]
　　1.汤用彤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中华书局出版，1955年9月
　　2.孙宗文《佛教东来与白马寺建制考》,《现代佛学》，1957年第6期
　　3.高永霄《白马寺考》，《中国佛教寺塔史志》，（台）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年10月
　　4.徐金星《白马寺的兴建和佛教在我国的早期传播》,《史学月刊》，1983年第2期
　　5.徐金星《关于洛阳白马寺的几个问题》,《中原文物》，199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