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周围。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对宗教有所了解和认识。读一些宗教方面的书，了解一些教规教义，这是认识宗教的好方法。尤其是宗教事务管理部门的同志，理应如此。在认真阅读和研究宗教书方面，毛泽东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首先，毛泽东是把宗教书籍作为社会知识来阅读的。毛泽东嗜书如命，一向善于从书中获得各方面的社会知识。1939年1月28日，他在延安的一次演讲中说：“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好比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1957年他亲笔写信给他的秘书林克，要他“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有了知识才站得高，看得远，眼界才宽广；有了渊博的学问和丰富的知识，分析研究问题时才能会迅速准确地抓住要点，抓到问题的实质。毛泽东的这些话，实际上也是提出了一个工作态度和方法问题。不读书，就不会在深层次上多了解和掌握与自己工作有关的学问，也就很难做好本职工作。在宗教工作上，只说宗教信仰自由，却弄不明白宗教活动的正常与非正常，也不清楚宗教活动与封建迷信的界限，工作难免会失误；避免失误的最好方法，是应该主动读一些宗教书。
 
　　 其次，读书不带偏见，不排斥读任何书。我们有些同志认为，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没必要也不可以钻进宗教的书籍堆里去。这种认识是偏颇的。1963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上写了这么一个批语:“对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以看的这方面的刊物。”他还指出，不研究宗教就不能写好历史，包括哲学史、思想史和认识史。在这里，他把宗教作为社会文化现象提了出来。多视角、全方位去认识研究宗教，可以说是毛泽东这位马克思主义者独创的见解。
 
　　 毛泽东不但倡导读宗教书，而且身体力行。代表中国几个佛教宗派的经典，如《金刚经》、《六祖坛经》、《华严经》以及研究这些经典的著作，他都读过一些，《六祖坛经》一书他读过多次，有时外出还带着。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他开列的要带走在路上读的书籍名单里，有4本是宗教书。毛泽东倡导读些宗教书，不是让人去传经布道，而是因为宗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因为宗教是历史长河中的社会文化现象。从宗教工作考虑，不了解教规教义和宗教道德的积极因素，对宗教的信仰内容一无所知，也就谈不上做好宗教工作。为此，毛泽东也说过，我赞成有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有那么多的人信教，我们却不懂宗教只红不专。把宗教问题与群众工作联系了起来，也就是把探寻和研究宗教教义与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和宗教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根源及社会特征相联系，以此来制定做好信教群众工作的基本政策。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提出这样的见解，是与他胸怀宽广，对社会历史遗产及文化现象不带任何偏见分不开的。有一件事很能说明这一点：据赵朴初先生介绍，在延安时，有一天毛泽东和警卫员出去散步，提出去看看寺庙。警卫员认为没看头，都是一些迷信的东西，毛泽东说：“片面、片面，那是文化，懂吗!”“那是名胜古迹，是历史文化遗产。”
 
　　 能够把宗教与群众工作相联系，这是毛泽东读宗教书给我们的第三点启示。他常引用孟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话，说明他读书从不迷信书本，而是独立思考，既能读进去深入了解，又能跳出来提出自己的看法与理解，得出自己的结论。比如他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描写封建大家族衰亡和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小说，因为在读这部书的时候不是当作故事读，认为那是读小说的粗浅层次；他把这部书当作历史来读，认为这样才进到了读小说的较深层次。读宗教书籍也是这样。他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群众观点相结合，是因为他带着批判的眼光来读这些书，寻根究底地去抓问题的实质；在肯定一切有用的东西的同时又同现实相联系，这是毛泽东的读书艺术。他不但提出了正确对待宗教问题就是对待群众问题的新颖见解，而且还说，一部分唯心主义者虽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但是“他们可以赞成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也就是不把对宗教的信仰当做划分人民群众政治立场的标准。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的思想信仰的差别不是主要的，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毛泽东的见解，不但为指导宗教工作和制定宗教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团结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也起了重要作用。
 
　　 我们可以从毛泽东读宗教书总结出3个特点：一是对任何书籍都不带偏见，二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阅读和理解书的内容，三是汲取书的精华，同现实生活相联系，赋予新的含义，为现实的斗争服务，这是毛泽东为我们读宗教书，也为读其它任何书所提示的读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