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贵的古长安石佛造像文物

　　站在21世纪回望长安历史，乃至中国历史，其中辉煌一章就是长安的佛教历史文化；站在21世纪前瞻中国文化未来，不能不重新审视和评价长安佛教的历史文化，因为，那将改变我们对历史的旧识，替换我们对佛教的偏见，抛弃我们沿袭的惯性。在这样一种视角里，长安佛教的历史文化的重大价值并不沉淀在漫漫历史长河中，而是焕发改变今天中国文化郁闷局面的一种动力；在这样一种观照中，长安佛教的历史文化必将为中国文化的未来振兴战略提供强大的产品。

　　为了把长安佛教的昔日辉煌再现于当代，并契机于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传播，笔者提出两个未来思路：第一个是，重新评价宗教的文化功能，把宗教纳入文化软实力的范畴，纳入文化产业振兴计划，长安佛教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佛教文化的代表，可以先做“试点”，开拓思路，大胆设想，让长安佛教的昔日光华照耀今朝。第二个思路是，为了适应当代世界文化大交流、大碰撞的时代，移民急剧发展的格局，中国宗教，特别是儒释道三教，应该调换姿态，从“守势”转变到“攻势”，主动到国外去传教，彰显中国先哲创造的智慧和成就，显明当代中国人的风范与文化魅力。

　　这是一个“文化冲突”的时代，是“宗教对话”的时代，长安佛教应当有自己的声音，应当有自己的形象，应当有自己的文化特使，把“秦腔陕貌唐音佛风”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送去吉祥、智慧、无妄、圆融。

　　一、佛教文化是长安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

　　用当代国际流行的文化眼光来看待长安佛教的历史文化，将获得与以前不同的洞见；用当前最流行的文化软实力评价来审视长安佛教的历史文化，将获得新的见解。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约瑟夫·奈（Joseph Nye）是国际上最早提出国家“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的著名国际关系学者。他对中国《南风窗》的记者是这样解释

　　实力是指通过影响他人而获得期望结果的能力。影响他人行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式：即通过强制性威胁（“大棒”）、利益引诱（“胡萝卜”），或吸引力，使别人认同、接受你的主张的影响力。而“软实力”是指通过吸引力而非靠强硬手段或利益引诱的方法去影响别人，来达到你所想要达到的目的之能力。“软实力”来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策和价值观念的吸引力。在世界政治中，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它在文化、政策或价值观念上的吸引力，使别的国家模仿其榜样，理解、认同其在国际社会的主张和维护国家利益的行为。“软实力”不是强国的专利，所有国家都有创造 “软实力”、并通过“软实力”来提升自己国家国际地位的能力。“软实力”比强制性威胁的方式更文明、也更持久。[①]

　　强硬手段或利益手段一般都是指武力、经济、科技、军事等，这是所谓“硬实力”。而具有更文明的方式的“软实力”是指文化、教育、政策、价值观、道德、国民素质等具有的吸引力、感召力、影响力。当今具有世界性的软实力，非美国的流行文化莫属。恰如古代中国具有的无穷魅力一样，丝绸、瓷器、饮食、诗歌等，样样散发魔力，吸引西方人向往神秘的东方。

　　佛教及其文化是人类文明成果的一部份。把佛教及其文化纳入文化软实力的评价体系，是成立的。在中国历史上，唐朝被视为一个强大而优美的王朝，对后世有深远影响，以致移居国外的中国人聚居区被称为“唐人街”。而佛教及其文化的发达是中国唐朝一个重要标志。当时，唐朝的文化软实力，佛教的贡献非常巨大。而且，到唐朝，中国人已经完成了印度佛教到中国佛教的转型，中国高僧、中国独特的佛教学说和教派等等，层出不穷，灿若繁星。唐朝京城长安就是这一文化软实力的群落和载体，至今也是星罗棋布，辉耀关中。

　　在历史光辉的照耀下，长安的辉煌与大唐文明亲密无间，相得益彰；在大唐文明中，长安是犹如皇冠上的璀璨明珠，光芒四射。

　　长安佛教文化软实力的表现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人自创教派。八大宗在隋唐基本定型，其中有印度气息重的教派，如三论宗、慈恩宗，有体现中国人领悟力超凡的教派，天台宗、华严宗，有自创一格的禅宗、净土宗。教派纷纷亮相，表明中国人思想创造力的圆熟。日本佛教专家玉城康四郎高度推崇且客观评价中国佛教的原创性思想成就：

　　发源于印度的佛教，虽传播于亚洲各地域，但其中发展出广泛丰富的思想的，当推中国佛教为第一。[②]

　　2、辈出不已的高僧大德。翻译、义解、开山、唱导等各擅胜场。

　　3、八方朝拜的佛教圣地。长安城中存留至今的的名寺古道场，外围还有世界惟一供奉佛骨舍利的佛都法门寺、名山终南山。汉传佛教八大宗的祖庭，其中有六个在古长安中。如中国佛教第一个教派——三论宗的祖庭是草堂寺、日严寺，华严宗祖庭华严寺，法相宗（含唯识宗、俱舍宗）祖庭大慈恩寺、兴教寺，律宗（又称南山宗）祖庭净业寺、丰德寺，净土宗祖庭香积寺，密宗祖庭大兴善寺、青龙寺。还有，百塔寺是三阶教的祖庭（该寺为信行禅师塔院）等。有多少祖庭，诱世人向往；多少祖师，引信徒膜拜。

　　4、东方佛教交流的中心。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又是万国来朝的大都，是印度佛教、西域佛教、中国佛教、日本佛教，还有其它宗教交流的中心，即东方文明的中心。所以，至今日本佛教、韩国佛教的祖庭还有不少在长安城内外。

　　5、北传佛教的翻译传播中心。文化交流，翻译是第一步。有翻译，才有大面积传播。有传播，才能构建影响力。有影响力，才产生辐射力、支配力，甚至控制力。长安佛教彪炳千秋的另一大贡献是佛经翻译，私人翻译广泛存在，国家译场精英汇集。著名国家译场就是传扬般若经典的逍遥园译场（译主为鸠摩罗什），还有译传唯识经典和大般若经的大慈恩寺翻经院（译主为玄奘），还有译传密宗经典的大兴善寺译馆（译主为不空）。典藏煌煌，文明灯塔；译受经年，文化工程；译者功伟，呕心沥血；佛经流通，普润华夏。

　　6、超越民族的影响力。长安是大唐文明的载体，是中国佛教辉煌的载体，胡适有段话，形容古代中国为“东亚文明之领袖”，豪放骄傲之情跃然纸上，实在是前面美国人提出“软实力”的最好写照，录于下：

　　当吾国文明全盛之时，泱泱国风，为东洋诸国所表则。稽之远古，则有重译之来朝。洎乎唐代，百济、新罗、日本、交趾，争谴子弟来学于太学。中华经籍，都为异国之典谟。纸贵鸡林，以觇诗人之声价。猗欤盛哉！大国之风也！[③]

　　最值得夸耀的是，在学习唐朝中国佛教的基础上，形成了东亚佛教文化圈。长安就是当时的轴心。日本出现的“遣唐使”现象就是最好的说明。那时的中国不仅是经济大国，还是文化大国，佛教大国。

　　7、超越时空的传承力。文化是人类创造，传承是文化的生命。虽经岁月、灾害、风雨、战乱等，佛教及其文化仍留在长安这座古城内外，寺院在，高塔在，舍利在，典籍在，佛法在，心印在，徒弟在，信众在，至今仍是唐风浓郁，星光熠熠；梵音震天，绵绵不绝。

　　在网络上看到一则消息，说的是2006年5月，美国《新闻周刊》根据美国和加拿大两国的网民投票，评选出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最具影响力的12大国家文化以及这12个国家文化的二十大形象符号，中国文化居世界第二位。其中中国的文化形象符号是：汉语、北京故宫、长城、苏州园林、孔子、道教、孙子兵法、兵马俑、莫高窟、唐帝国、丝绸、瓷器、京剧、少林寺、功夫、西游记、天坛、毛泽东、针灸、中国烹饪。而在国内具有重大影响的泰山、妈祖、四大发明、周易、汉帝国、旗袍、红楼梦、京杭运河均落选。

　　唐帝国被西方人选中不是偶然的。涉及佛教的还有两项，莫高窟、少林寺，前者以佛教艺术而扬名天下，后者以武术而轰动世界（中国学界强调少林寺与禅的关系）。作为古城，长安未能入选，殊为遗憾。但作为唐帝国的京城，荣光犹在。不过，在宣传上，传播中国文化传统，突出自己的特殊性与辨识度，长安大有潜力可挖。这就是强调长安与中国佛教的关联性特色，“中国佛教”就是长安的名片，长安佛教就是“中国佛教”的同义词，利用归化教育与跨国传教的“内外开花”的两种途径，来开发、宣传、定型自己在佛教文化方面的优厚资源与传统，从而改变被动展览式传承、单向接受式输入，而是转向主动展示中华文化，宣传中国佛教，扩张中华传统文化。

　　二、国际化传教的主动出击

　　现在是国门开放、文化交流的时代，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已经成为常态，有的已经成为重要的文化产业，世界著名的文化产业，历史最悠久、赚钱最火的就是美国的好莱坞电影，基本上是世界通吃；二是日本的动漫，是世界文化产业的常青树，三是韩国的影视，十多年来，在政府的扶持下走出国门风靡东亚、东南亚，刮起一阵“韩流”。

　　宗教跨国传播虽然具有特殊性，各国政府和民众反应不一，但是从文化交流来看，无疑也是其中一种。中国的佛教就是从印度经丝绸之路传入的，时间跨度长达1000多年，佛教在中国经历萌芽、渐生、发展、挫折、沉潜等，但最终融入中国文化系统，并成为主导思想和信仰之一。而从世界范围来看，基督教从受压迫的小宗教，经过跨国传播，目前已经是世界最大的宗教，拥有的信徒也最多。

　　中国佛教经历了从梵式佛教到华式佛教的演变，特别是汉传佛教被视为大乘佛教的中国创造的产物，凝聚了历代祖师法师信徒的智慧和心血。中国佛教辉煌时期也曾大力向外传播，史不绝书。日本、韩国、越南等国长期受到中国佛教的“支配性”影响。然而，随着时局变换，国力衰微，中国佛教也不如隋唐时辉煌，向外传播今不如昔。

　　然而，今日时代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世界走向多极化时代的同时，文化交流也更加多元化。中国1949年后逐渐兴盛强大，跨入21世纪，随着国力大增，平稳度过金融危机，在世界性的次贷危机中独领风骚，“风景这边独好”。文化寻根渐热，文化自信渐长。中国人也在开始谈论“中国模式”的输出，传统文化也已经启动跨国传播。最显著例子是，孔子学院在国外的纷纷建立。截至2009年7月，中国已经在世界各地启动建设了331所孔子学院，分布在83个国家和地区。这是中国第一次有意识大规模输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益尝试，是打破西方强势文化长期实施的文化垄断输出的有力突破。

　　中国佛教的成就既然是世界公认的，中国佛教何不在今日大好形势下进行跨国传播？中国佛教何不改换姿态，从自家传法自己人听，转变成在世界传法世界人听？中国佛教就是中国文化，传播中国佛教就是传播中国文化。

　　在世界范围内，现代华人佛教的传播已经有成功的例子。近现代在南洋很出名的和尚万慧、清福，都是从内陆四川出去的，但几乎都是个人身份。当代最成功的集团算是台湾的佛光山和慈济，成就举世瞩目，蔚为大观。而大陆的佛教因为以前的坎坷，恢复过程现在还在继续，而主动走出国门传法者寥寥。

　　大陆的中国佛教应该调整方略，走出国门传教弘法，走进异域他乡，扎根当地传教。这是当前形势的需要，也是自身发展的需要。

　　当前，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一个情况是，中国人出国留学、经商、定居的逐年增多，他们在异国他乡，文化交流、文化隔阂、文化融入等时刻都在发生。

　　如何坚守自己的传统？坚守自己的民族信仰？除了认同“我是中国人”外，有无其它认同危机？中国佛教信仰能否有所助益？这个问题牵涉众多方面，容今后再作详细讨论。

　　另一个社会现象是发生在中国境内的移民问题。当中国人大量涌向国外时，或合法途径或非法途径，也有许多大量外国人涌向中国，或合法途径或非法途径，“北有俄罗斯，南有非洲人”已经成为新闻报道常见的内容。由于国内外贸易的大发展，在许多城市都产生了外国城市“唐人街”的聚居群落的现象，如浙江义乌有阿拉伯人聚居区，上海有日本人聚居区，青岛有韩国人聚居区，大连分别有日本人、韩国人聚居区。广州发生的“7·15”非洲人聚集派出所门前的事情，引起媒体一阵追踪报道热。许多报道从商业、社会问题、管理等多角度已经观察、讨论了这一事件。但笔者还想从宗教信仰的角度讨论这一问题，这些人的信仰如何解决？这些非洲人到中国来除了讨生活以外，也还有信仰问题。如在广州居留4年多的尼日利亚人Steven（曾在母国当过警察）的情况是：

　　Steven是一名天主教徒。和这里许多拥有宗教信仰的老板一样，他在自己的名片上印着：“我们信仰上帝”。每周日下午，他会去一德路的石室圣心大教堂做礼拜。在他的老家，这一天绝大多数店铺会停止营业。[④]

　　众所周知，非洲人信仰天主教是后起的，也是基督教向非洲传播的结果。因此，在中国，在学界，信仰的宣传和确立应该提上桌面上进行讨论。

　　在中国生活、经商，难道没有宗教信仰问题吗？中国人如何在宣传中华文化的同时，向外国人宣传中华文化的信仰？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深层次的问题。这是一个比政府和警方感到头痛的管理问题、忧心的治安问题，更深层，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世界各国都注重移民的归化教育问题，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信仰认同问题。信仰可以多元化，但是价值观认同，和谐相处却是族群共识。佛教是中国的第一大宗教，是传统的主导意识形态与话语系统之一，且拥有信徒最多。中国佛教以无限慈悲、普遍救济、心体觉悟为特色，应该把中国佛教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予以介绍和宣传。与儒教、道教相比，也与印度佛教相比，中国佛教更具有普适性，不分种族，不分国籍，不分阶层，都可以成为佛教徒。这样更能适合中国移民（无论移往国外，还是移往国内）目前的安民心、去烦忧、求发展的形势发展。

　　长安佛教既然是中国佛教辉煌时代的最大代表者、最大受益者，理应成为最大的传承者。长安佛教应该在全国带个头，利用自身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丰厚的现存资源，试点研究新时代跨国传播形势，探索归化教育与跨国传播的可能性和途径，讨论和制定方案与步骤，由内到外，又小到大，进行中国佛教的“文化传播”与“文化扩张”。

　　唐朝时，中国人屡次出国求学或传教，日本人屡次到中国，然后回到岛国开宗立派，四方各国使者、商人、僧人、百姓穿梭于长安城市里坊街巷，作为文化策源地，长安如今难道不去实现佛教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换而变成佛教文化输出的国际性城市？难道不能再当龙首，雄号天下吗？

　　长安，这座寄托中国人中古时代辉煌和美好记忆的大城，会再现历史辉煌的。[①]《南风窗》官方网站载《约瑟夫·奈：从“软实力”到“巧实力”》 http://www.nfcmag.com/articles/1539

　　[②]玉城康四郎主编《佛教思想》（二），《原序》（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

　　[③]胡适：《非留学篇》，http://www.blogoutdoor.com/user1/1389/archives/2007/35731.html

　　[④]《非洲人的“广州麻烦”？》，载《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30期，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