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至8日，由中国宗教协会主办、无锡市中诚广告公司协办的"佛教文化艺术与社会经济发展学术研讨会"在江苏无锡马山举行。一批佛学界、文博界、美术界、企业家等约60余人出席了会议，收到论文31篇。论文集现未出版。
　　 5月14日至16日"金陵刻经处创办13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南京金陵刻经处举办。主题是"金陵刻经处与当代佛教"。50余人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38篇。论文集未出版。　
　　 5月16日至20日，由四川乐山市大佛节宗教部主办的"巴蜀暨名山文化讨论会"在乐山市举行，参加会议的代表，主要是四川佛学界人士，会议收到论文近20篇。　　
　　 8月9日至12日，"指空在中国、韩国传播佛教文化学术研讨会"于云南昆明举行，会议由云南社会科学院和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等单位主办。参会代表40余人。　　
　　 9月16日至1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天台县人民政府和天台山文化研究会联合发起的"第二届中国天台山文化学术研讨会"于天台县举行，8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会议主题是"天台宗与东亚文化"，收到论文51篇。会议论文集刊登在《东南文化》1997年增刊上。　　
　　 11月23日，由湖北省当阳市人民政府、湖北省佛教协会联合举办的"中国佛教天台宗文化研究座谈会"于当阳市玉泉山庄举行。主题是"论述智者大师天台宗思想、理论在玉泉寺的形成"。近40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收到论文18篇。
　　 12月5日至9日，由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中国老教授协会、中国文化书院共同发起举办的"佛教文化与现代社会'97北京国际学术研讨会"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举行，50余人出席了会议，收到论文25篇。
　　 1998年：
　　 9月6日至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台湾法鼓山中华佛学研究所主办、法鼓大学协办的"佛教与东方文化--纪念佛教传入中国二千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共7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主题是"佛教与东方文化"，收到论文30篇。论文最后发表在台湾《中华佛学研究所学报》上。
　　 10月21-22日由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组委会主办、无锡祥符禅寺承办的"回顾与展望--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江苏无锡灵山大佛脚下隆重举行，近百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收到论文提要76篇，实收论文54篇。论文集未出版。
　　 11月19日至23日，"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古城西安隆重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共有300余人，会议收到论文168篇，以法门寺历史和法门寺佛教为探讨重点。
　　 12月23-24日"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在广州市举行。此次会议是由广东省佛教协会举办的。共70余人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近30篇。论文集未出版。
1999年：
　　 3月22日至25日，由中国玄奘研究中心、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上海大学东亚佛教中心和陕西铜川市政府共同举办的"第二届国际玄奘学术研讨会"在陕西铜川市举行，共137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收到论文66篇。
　　 8月26日至31日，"中国佛教与五台山讨论会"在山西五台山举行。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文化中心和山西佛教文化研究所共同举办的。参会代表30余人。收到论文16篇。
　　 1999年11月9日至10日，"中日第八次佛教学术会议"在北京温特莱宾馆举行，来自中国和日本的佛学界代表共10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上中日双方代表各宣读了5篇论文，主题是"21世纪佛教学"。
　　
　　 四、功不可没
　　
　　 20世纪以来，佛学研究从复兴到兴盛，佛教学术会议也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与中国佛学同步前进。仅从上述统计表明，近20年间，我国大陆一共召开了至少有63次以上有关专题佛教学术会议，平均每年召开3.2次，最少的是1次/年，最多的年份是8次/年。此外，一些有关中国史、藏学、傣学、艺术、气功等各种国际国内会议，佛教也是会上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能取得这样的丰硕成果，首先与党和政府的改革开放、百家争鸣、解放思想的政策是分不开的，也是这一政策指导下所取得的重大成果。说明佛教已经突破禁区，受到了学术界的充分重视。　　
　　 其次，佛教学术会议的主题丰富，内容广泛，在众多的会议中，既有专题断代史主题，又有地区性主题，还有宗派主题。特别是以佛教文化为题的会议日益增多，说明学术界已经接受了佛教不仅是一种宗教，还兼有文化形态之特征的观点，反映了国内文化思潮的发展。这种观念不仅在学术界，而且对政府也有影响。江泽民总书记在视察河南洛阳白马寺时也谈到："宗教的形成有很长的历史，其中包含着一定的历史文化。"
　　 学术会议的召开推动了各地佛教研究的蓬勃发展，例如五台山、乐山、法门寺、峨眉山等地的佛教学术会议召开后，使当地的佛教研究进一步深入，会议所发表的论文集，论述了地方佛教文化的种种形态，实为一部地方佛教史志，有重要的利用价值。作为古都和历史文化名城西安，在召开了数次佛教学术会议后，长安佛教的课题开始上马，成立了长安佛教中心，陕西社科院一批从事历史、考古的研究人员转为研究佛教，短短的几年内就撰写了一批长安寺志，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佛教史》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卷曾分别在1985年洛阳会议和1986年的西安会议上征求了参会代表的意见，对该书的写作有过很大的帮助。而且每次随着学术会议的召开，都会涌现出一些新的佛教研究工作者，壮大了学术界的队伍。可以这样说：每一次佛教学术会议，都是对我国佛学研究成果的一次大检阅，为未来的佛学研究和佛教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第三，佛教学术会议的召开加强了国内各团体和单位间的联系，沟通了海峡两岸的学术友好来往，促进了国际间的文化交流。过去学术界和宗教界的工作联系不多，双方对佛教的看法存在着一些分歧或不同认识，通过学术会议交流，两者之间的差距有了一定程度的缩小，有很多地方取得了共识和谅解。特别是双方共同举办学术会议，表明了双方对佛教学术问题关心，其意义已经超过了会议的本身，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1988年国内首次由教界和学界在江苏常熟兴福寺举办的"印度哲学宗教与中国佛教"讨论会，开创了两界之间的合作关系，此后这种关系得到了良好的发展。1998年在无锡召开的"回顾与展望--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自始至终地充满了"团结、祥和、热烈"的气氛，各界代表发言踊跃，涉及内容广泛，中心突出，有思想，有深度，表现出良好的学术功底。与会的僧人代表达16位。会议期间不仅学者积极提问，僧人应答，而且僧人也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与学者对话，表明了佛教界人才济济，充满生机，他们的不俗表现得到了学术界的称赞。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净慧法师在会议闭幕式上总结说："此次会议非常明显的特点是，学界和教界关系融洽，讨论的问题接近，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二千年的中国佛教，共同探讨佛教在未来的发展中如何为人类的文明做贡献。佛教界年青一代僧才在成长，他们所发表的论文很有深度，所持的观点稳妥而积极，这是解放以来所没有的，令人欣慰。特别是我们在探讨佛教当前自身建设方面，大家所持的观点都是具有非常积极进取的精神，既能够正视现实，又能够坚持传统，以使佛陀的教法薪火相传。通过这次会议，使我们感到佛教事业发达有望。"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