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的探讨
本文认为，要使这种探讨有的放矢，必须明确回答：
藏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点是什么？与民主改革前相比，藏传佛教的现状产生了哪些变化？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有什么依据？这种协调应当遵循哪些原则？
（一）
1989年3月七届人大二次全会期间，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朗杰在中外记者待招会上说，西藏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低层次。①我理解，低层次的含义，主要是指西藏比内地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更低。社会发育程度更不成熟。从西藏的实际看，这种低层次的特点主要表现为：
——社会历史起点更低，跨入社会主义的时间更短。解放前，西藏还处于封建制的前期——封建农奴制的统治之下，世俗的农奴主、贵族、头人与寺院的上层僧侣组成了等级森严的政教合一的统治秩序。广大农奴没有土地所有权，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他们遭受的剥削、压迫远比封建制下的汉族农民更沉重。民主改革虽然砸碎了封建农奴制套在农牧民身上的重重枷锁，但西藏实行民主改革的时间是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比内地土地改革（1951年）晚了几乎近10年，尤其是西藏的民主改革是结合平息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的武装叛乱进行，是“边平边改”。少数边境地区的民主改革迟至60年代后期才进行。到1975年，西藏才基本完成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76年才完成城镇手工业和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其间，又正是10年动乱。极左思潮肆虐之时，这使西藏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方面带有阶级斗争扩大化和“一大二公”的某些作法，一方面又未能彻底清除封建农奴制的某些残余影响。如果说，通常以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作为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标志，那么，西藏比内地晚了差不多整整20年。西藏的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真正得到健康的发展，广大农牧民得以休养生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这些年。所以，在这样短的时期内，在如此低下的历史起点上建成的社会主义，其初始、幼稚的诸种特点的存在，乃是历史的必然。
——生产力水平更低。文教科技事业更落后。西藏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基本标志，是社会分工粗略，生产手段原始。藏族主要从事畜牧业，少数地区也经营种植业。农牧业生产不能提供的茶叶、日用百货等日常生活用品。必须依靠与内地和国外的交换。藏区生产种类的简单，使民族内部的社会分工还不能取代大小区域内的民族之间的社会分工。从农牧业生产的内部看。在牧区，以个体经营为主的牧民们绝大多数日复一日地在天然草场上从事放牧、挤奶、配种、接羔、剪毛等牧业劳动，应当作为牧业生产的重要补充和为之服务的农、林、商、运和畜产品加工业等，还很不发达，畜牧业内部的结构也不合理，许多地方虽然已实行定居、半定居放牧，但基本上还是野牧粗放，靠天养蓄，一些边远地区的牧民们甚至仍然沿袭着传统的逐草而收，逐水而居的游牧生活方式。在农区，人们以家庭为单位经营种植业，主要依靠人力、畜力和手工工具种植收割，很少施用化肥、农药，多数地区缺乏水利设施，林、牧、副业只是作为家庭副业而存在，少数地区甚至尚未解决温饱问题。与此相适应的，是很不发达的文教科技事业。尽管几十年中国家为西藏的教育事业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力，但由于地域辽阔，居住分散，交通不便，起点太低，在藏区办学的结构、网点、语言、师资、教学内容等方面需不断摸索原因，藏区教育的现状仍然相当落后。其突出表现是基础教育十分薄弱。80年代初的一次普查表明，全国藏族中文盲半文盲的比例，高达74.82％；西藏文盲占总人口的比为74.45％，居全国各省区之首。②西藏科技队伍的现状也令人焦虑。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西藏的自然科学技术干部有12.331人，全区草原8亿亩、牲畜2350头，畜牧兽医和草场技术人员仅750人，平均每万头牲畜才有一个技术人员。全藏400多万亩耕地，农艺师仅有72人。③文教科技事业的落后严重地制约着经济的发展，使西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缺乏后劲。
——自然地理环境更特殊，民族传统影响更深厚。藏族聚居的青藏高原号称“世界屋脊”，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横亘在高原上的昆仑山、唐古拉山、冈底斯山、喜马拉雅山等峻岭祟山与奔腾在山原、峡谷中的雅鲁藏布江、怒江、金沙江、澜沧江等著名河流，构成了高原独特的地理单元。这一地理单元的外部，东北方向，是高峻的山脉与湍急的江河组成的大自然的屏障。它极大地限制了藏民族与祖国各民族的交往，西南方向、有长达近4000公里的国境线，与印度、不丹、锡金、尼泊尔、缅甸等国接壤，使国外敌对势力容易插手破坏。这一地理单元的内部，纵横连绵的山峦，汹涌曲折的河流，星罗棋布的湖泊，严寒多变的气候，严重地阻碍了藏民族内部的交往，使之形成了以卫藏、康、安多三个方言区，畜牧、农牧（半农半牧）、种植为产业分工的大大小小的条块式的闭塞系统，既难形成人口稠密、功能完备的民族城市，也谈不上民族内外的较大规模的交往。高原恶劣的气候和地理，更严重地制约着藏族畜牧、农耕、商贸、工交、文教、科技等各业的发展，使藏区社会经济的变化相当缓慢，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的改革非常困难。人们面对广袤的地域空间，却只能在大自然分配的有限的生活环境里繁衍、生息、信息不通，视野不广，民族心理的变化也就十分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