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正式传入西藏地区是公元七世纪吐蕃王朝松赞干布在位时期。另有一传说，讲佛教在松赞干布的前五代赞普拉脱脱日年赞时就开始传入西藏。当时从天上降下一个宝箧，内盛佛象、经书、金塔等物。《青史》上说，是有人从印度带来的东西。这是比较可信的，因为当时西藏的四邻都是佛教流行的地区，从这些地区传入一些佛教用品是可能的。但当时西藏尚无文字，没有人能懂得它，所以东西虽被留下来了，并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宁波桑哇”意为秘宝；但毕竟没有发生什么影响，直到松赞干布建立吐番王朝时，佛教才从内地和尼泊尔、印度地区正式传入西藏。松赞干布先娶尼泊尔国王盎输伐摩（旧译光胄）的女儿尺尊为妃，又东与唐王朝通好，并娶文成公主为妃。盎输伐摩是笃信佛教的，唐太宗也是支持佛教的，当时这两个国家内佛教都鼎盛一时。尺尊公主和文成公主亦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工，两人都带了一些佛像、经籍、法器等去西藏。文成公主带去的觉阿佛象（传为佛在世十二岁身量的造象）至今仍供在拉萨大昭寺内。在两位公主的倡导下，有一些汉地和印度、尼泊尔僧人进入西藏传法，并开始翻译佛经。由于周围的影响，松赞干布对佛教也渐有兴趣。但松赞干布对佛教发生好感并加以重视，更主要的还是在于政治上的原因。

　　松赞干布是一位很有作为的民族英雄。他继承他父亲朗日松赞的事业，“弱冠嗣位，性骁武，多英略，其邻国羊同及诸羌宾服之。”（《旧唐书·吐蕃传》）他不仅在军事上很有才干，利用武力征服兼并了邻近部落，统一了西藏，而且在内政、外交方面也很有建树。由他领导确立了吐蕃的奴隶制度，制订了体现奴隶主阶级利益和意志的法律。他大力倡导发展农业，兴修水利，并以逻些（即拉萨）为中心修筑通往四方的驿道，统一了度量衡。相传藏文也是他派大臣吞米桑布扎仿梵体文创造的。对于经济、政治、文化比较先进的唐王朝、尼泊尔王朝，则采取联姻通好的办法，来谋取对他在政治上的支持，对吐蕃在经济文化发展上的促进。

　　但是，吐蕃奴隶制王朝当时还是很不稳固的，附降和被征服的属部不时发生反叛。《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中记载：“松赞干布之时，父王所属民庶心怀怨望，母后所属民庶公开叛离，外戚如香雄、牦牛苏毗、聂尼达保、工布、娘布等均公开叛变。父王朗日松赞被进毒遇弑而薨逝。”松赞干布虽合法继为赞普，但就“赞普”这一称号而言，原意为“强雄丈夫”，显然只是早已存在的部落联盟对军事首领的称呼，并不表明他是新建立的吐蕃王朝的最高政治领袖。当时赞普集中权力的重要办法之一，仍是沿用旧的部落会盟，“赞普与其臣岁一小盟，用羊、犬、猴为牲；三岁一大盟，夜肴诸坛，用人、马、牛、闾（一种野驴）为牲。凡牲必折足裂肠，陈于前，使巫告神曰：渝盟者有如牲。”（《新唐书·吐蕃传》）用这样的形式来加强相互联系，既巩固赞普王室的地位，又照顾各臣属部落的利益。但是，这种会盟显然是一套苯教仪式，是由苯教巫师主持操纵的，所以实权仍在神的代言人苯教巫师的手中，赞普只做为会盟的一个成员来参加，涉及有关各部共同利益的大事，还得由各方商讨确定，并非赞普一人所能完全做主。另外，按照苯教把世界视为由许多并列的方格所组成的解释，赞普虽是天神之子，但其它部落首领也同样是天神之子，他们之间是兄弟关系，不是领属关系，所以苯教很难起到强化赞普权力的作用。再从吐蕃王朝内部的实际情况来看，权力也相当分散。当时能左右政事的苯教巫师，均出身于几家靠苯教起家的老贵族，他们又与王室世代通婚，逐渐形成专权的外戚集团。史书上被称为“父族六臣”、“母族三臣”，如蔡邦氏、琛氏、韦氏、没庐氏、那朗氏等。他们以苯教为纽带，死死抱住一团，在关键时刻往往让当权的苯教巫师以神的旨意出现，打击赞普王室支持贵族集团。松赞干布苦心经营，虽然建立起了吐蕃王朝政权，但仍处处摆脱不了苯教对他的约束，教权和政权、神权和政权、神权和王权仍是矛盾的、不统一的。旧的意识形态有害无利于新的社会制度，必须加以抛弃，而代之以新的思想体系。佛教是一种一神教，在佛教教义中，佛的形象是被描绘得至高无上的。象这样一个完全按照人间专制君主模样而虚构的天上的统一神，对极欲强化王权的松赞干布来说，的确是很理想的东西。另外佛教的那套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忍辱无争、天堂地狱等唯心主义教义，对巩固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无疑又是比苯教教义要高明而精密得多的精神工具。为了补足新建立的吐蕃王朝思想统治的需要，所以佛教一经传入，便很快的引起了以松赞干布为首的吐蕃王室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