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民族有着各自特殊的文化传承、社会背景以及由此产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不可能有抽象的所谓宗教普世性。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宗教的普世性必须融人具体的民族文化个性中才能自觉焕发出鲜活的生命力。因而，宗教总是因顺人群而设置，而又因顺民族而变通，以顺适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为基础，以切实补充、优化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为本职，以自觉激发本民族文化传统中本有的内在生命力和美善特质为旨归，以与本民族文化传统间内在张力的动态平衡为良it循环的标尺。就中国文化传统而言，长期以来，儒家传统根深蒂固地扎根于中华民族的生命延续之中，不自觉地调节与维持着各大宗教间的动态平衡。

　　 一、儒家思想与中国宗教的文化基础

　　 辛亥革命以前，儒家思想和儒化社会构成了中国各大宗教的社会文化基础，这是一个清楚的事实。千百年来，儒家思想影响并塑造着中国社会，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内核。

　　就儒释道三者关系而言，宋代就有“儒家治世，道教治身，佛教治心”之说，明代则有  “不知儒无以人世，不知道无以忘世，不知佛无以出世”之论，宋明以来在大众教化上还出现了三者合流的重大转向。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儒家与道教、佛教间的内在张力构成了互补的动态平衡：首先，释道修证的彻底性品格切实提升和优化了儒学修养的精神内涵，释道教化的丰富性和感染力也弥补了儒家大众教化的不足；其次，儒家教化也为释道教化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的道德氛围和社会环境。三者良性互动、融会贯通，推动中华文化不断走向完善与成熟。

　　具体而言，道教的产生是对汉代儒家异化的消解和民间教化转向的结合，其家族承负、太上感应、性命双修、养生炼气、积善成仙等思想与儒家教化互为生发，在民间影响极大。鲁迅说：“中国文化的根基全在道教”，意即在此。佛教东来，自觉与以儒家思想为基本内核的中华文化相融通。东晋释慧远由儒入释，以释补儒，自觉拣择三报说以补足儒家现世说，拣择禅净双修而归宗净土，以此来落实儒家师道教化和修养，并反对时人对永生的执著，遂有“庐阜即缙绅阙里”之誉。竺道生提出的“一阐提人皆可成佛”暗合了儒家性善论传统，唐代释惠能进而坚信“自性自度”，首倡“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积极人世精神。宋代释契篙等进而以孝融通儒释，居士阶层进一步壮大。宋明以来为解决禅宗异化和大众教化问题，禅净双修和因果教化成为主流，居士阶层扩大下移。近代以来，印光等契合时机，自觉挺立民族文化，立足自力而又彰显他力。印光还明确提出“儒佛二教，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以世无一人不在伦常之内，亦无一人能出心性之外），认为“欲为真佛，须先从能为真儒始”，希望“必使儒宗由佛法而得以复兴，佛化因儒士而得以广布”。  （见《印光法师文钞》）

　　关于天主教，明末有“利马窦规矩”，即中国天主教应建立在儒家思想基础上并补足之。徐光启、李之藻等儒者也是在优化儒家教化立场上接受天主教的，康熙一朝礼仪之争表明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对当时的天主教背离儒家思想基础企图的回应。鸦片战争以后，基督宗教在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逐渐丧失的背景下再度传人，是不对等的强迫性文化输人。天主教、基督教也就不可避免地戴上了“洋教”的称号。事实证明，基督宗教只有正视文化的显隐、主客和普遍特殊诸对关系，自觉重返“利马窦规矩”，加速本土化进程，才能成为中国文化大家庭的真正成员。

　　二、性善论与中国宗教的伦理资源

　　儒家性善论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伦理教化的基本论调。孔子引而不发，言“性相近，习相远”，引导我们“就近取譬”，自觉做一个忠恕一贯、克己复礼的君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善养“配义与道”的浩然之气，彰显良知良能的“四端扩充”；宣告“人皆可以为尧舜”，这就剖明了儒家教化的最后根据。《大学》讲“止于至善”，《中庸》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以及董仲舒的“禾米说”、李翱的“复性说”、宋儒“存天理”、“希圣希贤说”、王阳明的“致良知说”、《三字经》的“人之初，性本善”等教化思想，都是对这一论调的彰显。时至明清，儒家文化的主流仍是性善论，即便是乾嘉朴学，绝大多数学者也明确持守了性善论立场。荀子等儒者的“性恶说”、“性三品说”、  “气质之性说”等思想只是强调了师道教化的现实性和必要性，并未成为儒家伦理教化的基调。

　　道教教义中“人可造命”、“积善成仙”、“慧命双修”等基本教化思想，就是在性善论基础上的发挥。佛教讲“一阐提人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暗合了儒家性善论教化传统，天台宗“三乘归一”和华严宗“称性起修”进而贯彻落实之，佛教的“性无说”和  “性具说”依性德、修德立论，并不违背性善论。六祖惠能以迷悟判心佛众生，确立起“无住生心”的自性自度信念，彻底完成了佛性说和性善论的对接。宋明以来禅净合流趋势在自力前提下彰显了他力信仰，从而使立足性善论的佛教修行有了切实的理论基础，而性善论和因果报应说也成为明清以来三者教化的共享性伦理资源。基督教文化立足人的原罪说和上帝的他力救赎说，相对于中国的性善论教化传统而言，无疑属于异质的文化信仰系统，这就需要积极借鉴佛教中国化的经验，调动相应的思想资源，凸显人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与中国文化中性善论这一信仰基础相协调。

　　以史为鉴，儒家思想和中国宗教教化之间确实存在着唇齿相依的关系。中国各大宗教间有儒家思想这一共同的文化基础，就能形成社会教化的有效合力，以共同应对世俗化挑战，振奋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