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我国有一条宗教新闻，影响极大。这个新闻出自一个重大科研项目的结项成果，报道我国宗教信徒迄今已多达3亿人口，与中国官方曾经公布一亿宗教信徒的说法不一样。为此，海内外媒体一时大肆传布，几成定论。

　　如果说，中国现行制度宗教的正式信徒是3亿人，可能接近事实。但泛宗教信仰的中国人数，则难以估量。在普遍复兴的民间宗教信仰之中，官方和民间的祖宗崇拜（公祭炎黄、私祭祖先）、经济市场对于传统财神的普遍信仰、草根社会无处不在的泛神信奉，说明中国人几乎没有无信仰的人！由此观之，中国宗教信徒，何止3亿？！

　　“宗教”一语，作为舶来品，它不同于传统汉语的“宗教”内涵。它基于欧美社会的制度宗教，本为信仰群体、制度实践的一个结果。可是，中国人的信仰方式，往往不喜欢跑到一个制度里面去寻求自己的信仰，而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的个人信仰，基于个体的利益选择和特殊需要，常常要到制度之外去追求信仰的真实。因此，制度宗教与中国人的信仰传统具有相当的隔膜。特别是“制度宗教” 的概念及其运作方式传到中国，并适应了中国社会的具体要求后，早已变异为一种“宗教制度”，进而把中国人的各种信仰方式，一网点击，纳入了“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体制之中。

　　六合之外，存而不论；表现了中国信仰“志尽于有生”、不向追求彼岸的价值特征；方外之交，儒佛、儒道相互补充的价值系统，呈现了中国信仰“语绝于无验”的实践方式。迄今为止，这些特点，依然还主宰着中国人的信仰方式。它们在主流意识形态与宗教制度之外，却不与它们发生冲突，并具有千丝万缕的关联。既在宗教制度之外，又具有存在的合法性。它不公开表达，亦不希望信仰实践，他们不需要外在的、制度化的实践空间。

　　虽然中国人的信仰已获得了相当大的合法空间，可以在个人私域、社会领域、公共场所，或公司职场、人际网络等关系之中，亦不担心城乡之间、制度与非制度之间、合法与非法之间的分割，但宗教信仰的实践空间，则与此大不一样，它们在制度中，同时又被空间化。现行的宗教制度把制度化的宗教——信仰，建构在固定的宗教活动场所里面，建构为一种具有特定时间、特定人数的宗教活动场所。于是，在信仰与信仰群体的制度化组织之间，实际上就存在着一种被空间分割的特殊现象。

　　这种空间分割，适应了中国人的信仰习惯，同时亦在信仰的实践逻辑和宗教的实践逻辑之间构成了一种差异。一种是完全的私人信仰，碍于身份、地位、利益、权力的各种复杂关系，它们不追求信仰的认同，也不要求信仰的实践和组织建构；一种是制度之内的信仰群体，它们有一定的组织结构，具有一种制度逻辑，但它们却必须在固定的时空之中才能有所表达，予以实践。

　　这一差异，说明中国人的泛宗教的信仰，不以宗教为信仰者的最后皈依，从而使中国有3亿宗教信徒的统计学数据失去了必要的意义。中国宗教制度，却使中国信仰群体的实践方式，构成了空间化的象征结构。这就是，一旦进入了固定的宗教活动空间，信仰的表达及其实践就具有了合法性意义；如果出离了这个合法性空间，就只是私人的自由信仰。于是乎，宗教（制度）与信仰（私人）之间的张力，进而构成了信仰与宗教的象征性空间分割。

　　对宗教而言，这是外在的制度空间，空间成为制度象征；对私人信仰来说，这是内在的信仰空间，但空间不是信仰；信仰则是另类的表达。至于这是信仰挑战宗教，或信仰吸纳了宗教，还是宗教收编了信仰？这还需要时间和耐心，需要认真等待和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