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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与宗教的空间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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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我国有一条宗教新闻,影响极大。这个新闻出自一个重大科研项目的结项成果,报道我国宗教信徒迄今已多达3亿人口,与中国官方曾经公布一亿宗教信徒的说法不一样。为此,海内外媒体一时大肆传布,几成定论。

  如果说,中国现行制度宗教的正式信徒是3亿人,可能接近事实。但泛宗教信仰的中国人数,则难以估量。在普遍复兴的民间宗教信仰之中,官方和民间的祖宗崇拜(公祭炎黄、私祭祖先)、经济市场对于传统财神的普遍信仰、草根社会无处不在的泛神信奉,说明中国人几乎没有无信仰的人!由此观之,中国宗教信徒,何止3亿?!

  “宗教”一语,作为舶来品,它不同于传统汉语的“宗教”内涵。它基于欧美社会的制度宗教,本为信仰群体、制度实践的一个结果。可是,中国人的信仰方式,往往不喜欢跑到一个制度里面去寻求自己的信仰,而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的个人信仰,基于个体的利益选择和特殊需要,常常要到制度之外去追求信仰的真实。因此,制度宗教与中国人的信仰传统具有相当的隔膜。特别是“制度宗教” 的概念及其运作方式传到中国,并适应了中国社会的具体要求后,早已变异为一种“宗教制度”,进而把中国人的各种信仰方式,一网点击,纳入了“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体制之中。

  六合之外,存而不论;表现了中国信仰“志尽于有生”、不向追求彼岸的价值特征;方外之交,儒佛、儒道相互补充的价值系统,呈现了中国信仰“语绝于无验”的实践方式。迄今为止,这些特点,依然还主宰着中国人的信仰方式。它们在主流意识形态与宗教制度之外,却不与它们发生冲突,并具有千丝万缕的关联。既在宗教制度之外,又具有存在的合法性。它不公开表达,亦不希望信仰实践,他们不需要外在的、制度化的实践空间。

  虽然中国人的信仰已获得了相当大的合法空间,可以在个人私域、社会领域、公共场所,或公司职场、人际网络等关系之中,亦不担心城乡之间、制度与非制度之间、合法与非法之间的分割,但宗教信仰的实践空间,则与此大不一样,它们在制度中,同时又被空间化。现行的宗教制度把制度化的宗教——信仰,建构在固定的宗教活动场所里面,建构为一种具有特定时间、特定人数的宗教活动场所。于是,在信仰与信仰群体的制度化组织之间,实际上就存在着一种被空间分割的特殊现象。

  这种空间分割,适应了中国人的信仰习惯,同时亦在信仰的实践逻辑和宗教的实践逻辑之间构成了一种差异。一种是完全的私人信仰,碍于身份、地位、利益、权力的各种复杂关系,它们不追求信仰的认同,也不要求信仰的实践和组织建构;一种是制度之内的信仰群体,它们有一定的组织结构,具有一种制度逻辑,但它们却必须在固定的时空之中才能有所表达,予以实践。

  这一差异,说明中国人的泛宗教的信仰,不以宗教为信仰者的最后皈依,从而使中国有3亿宗教信徒的统计学数据失去了必要的意义。中国宗教制度,却使中国信仰群体的实践方式,构成了空间化的象征结构。这就是,一旦进入了固定的宗教活动空间,信仰的表达及其实践就具有了合法性意义;如果出离了这个合法性空间,就只是私人的自由信仰。于是乎,宗教(制度)与信仰(私人)之间的张力,进而构成了信仰与宗教的象征性空间分割。

  对宗教而言,这是外在的制度空间,空间成为制度象征;对私人信仰来说,这是内在的信仰空间,但空间不是信仰;信仰则是另类的表达。至于这是信仰挑战宗教,或信仰吸纳了宗教,还是宗教收编了信仰?这还需要时间和耐心,需要认真等待和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