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佛教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历史悠久，特别是隋、唐、吴越国和宋代，交往尤其频繁。 　　隋唐时代中国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特别是唐代，其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在当时世界上居于先进地位。国际文化交流的规律表明：经济文化先进的国家总是吸引和影响着后进国家。隋唐时代，日本、韩国、越南三国的发展远远落后于中国，因而努力向中国学习。古代亚洲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包括文化上深受中国影响的日本、韩国、越南三国的文化圈。中国同这三个国家的文化交流不断发展，其中韩佛教文化的交流是重要内容之一。 　　中国和韩国的佛教文化交流可以追溯到东晋，其时名僧支遁居剡县（今浙江嵊州），名僧竺法潜居剡县之仰山，支遁派人找竺法潜，提出要买仰山之侧沃州小岭立寺行道，竺法潜应允，支遁十分高兴。后来，他在给高丽（今韩国）僧人的信中称赞竺法潜是“弘道之巨匠”。① 这是韩国有佛教的最早记载，也是中国与韩国佛教文化交流的最早记载。此后，中韩的佛教文化交流不断。 　

　　 　一、中韩天台宗的交流 　

　　 天台宗是智者大师创立的中国佛教的第一个宗派。它依《法华经》立宗，故又称“法华宗”。《法华经》卷七《观世音普门品》专门推崇观世音，故法华信仰和观世音信仰成为天台宗的两大基本特征。梁天监中（502－519年）韩国僧人发正西渡入梁求法。他是有记载的入华求法的第一位韩国僧人，在华时间达三十余年。其在华的经历已无从考证，但《观世音应验记》着重记述了他回国前专程到越州（今浙江绍兴）界山“堵室”考察观音应验事。据传，昔有一位法华师，虔诚信仰观世音，在山谷中筑堵室，至心诵读《法华经》，尤其重视其中第二十五品，即“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昼夜不懈。观世音应化为老翁，每天送饭给他吃，当他诵出《法华经》时，“花溢堵室，香闻遍俗 ，气氲满天，不可胜计”。发正至时，观世音应验之堵室尚存，但已破损不堪，仅残留堵墙。这说明早在梁代，浙江已有韩国僧人求法的踪迹。②发正回国后致力于传播《法华经》和观世音信仰，并为当时百济国王所接受，这就拉开了中韩天台宗交流史的序幕。 　　到了陈代，新罗国海东熊州僧人玄光远越沧海，入华求法，后到南岳衡山，从天台宗二祖慧思受天台宗教法，慧思密授法华安乐行门。玄光得师印可后，游锡江南，乘本国舟舰归国。回国后，于熊州翁山卓锡结茅成梵刹，弘传法华安乐行门，后继有人，成绩卓著，地位显赫。故南岳衡山始建祖堂，内画二十八人真影，玄光为其中之一，过去天台山国清寺祖影堂也同样有玄光的画像。③ 　　隋代，智顗正式创立天台宗，直至唐初，天台宗如日中天，享誉海内外。其时，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由鼎立而统一，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和安定局面，史称“圣代”，中韩佛教文化的交流更加密切。这个时期新罗国入华学僧中，有波若和缘光至天台山向智顗求授圆顿法门，从此天台宗正式传入韩国。百济僧波若于陈代入华，先在金陵听讲佛法。公元589年，隋灭陈，波若离开金陵，游方学业。开皇十六年（596年）入天台山，向智者大师求授禅法，在智者大师门下受业一年。开皇十七年（597年）智者大师入灭。波若尊师意，于开皇十八年往住华顶，潜心精进，昼夜修道，不敢卧睡，影不出山十有六载。大业九年（613年）预知寿命将尽，忽自下山，向众僧辞别，无疾端坐，入寂于国清下寺，春秋五十有二，葬于华顶山所。波若虽没有直接把天台宗旨传入韩国，但在浙江与韩国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不朽的一页，其影响是不可抹煞的。④ 　　把天台宗正式传入朝鲜的是缘光。据《弘赞法华传》载，缘光于隋仁寿年间（601－604年）从海路到达金陵（今南京），恰逢智者大师在此敷弘妙典，遂投其门下求授天台教法。⑤经数年的勤学，在修行和知解两方面均有很高的造诣，颇受智者赏识，曾令其讲《妙法莲花经》，听者无不称赞。后来缘光又到天台山别院增修妙观（即空、假、中三谛圆融观），学成之后，与数十人同乘大舶还归本国，盛弘《法华经》，至使“法门大启”，连他的两个妹妹也归此宗门。缘光和波若都是中国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的高足，缘光则是在韩国传播智顗天台止观学说的第一人，天台宗由此正式传入韩国。 　　中国天台宗在五祖灌顶之后的智威、慧威两代进入了一个较为黯淡的时期。从八祖左溪玄朗开始出现了中兴的端倪，而至九祖湛然，则出现了中兴局面。这期间，又有新罗僧人法融与其弟子理应、纯英入华，到天台山求授天台教法。法融师徒入华的具体年代无考，但曾受学于左溪玄朗却是可考的。据《佛祖统记》载，玄朗于天宝十三年（754年）示灭后名士李华撰《故左溪大师碑》，碑文历数左溪弟子十余人，其中有新罗（韩国）传道者法融、理应、纯英。法融师徒于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年）回国，为韩国的天台教学注入了新的血液。 　　据《宋高僧传》卷二十三《道育传》载，唐昭宗景祖元年有新罗国僧人道育渡海入华，游天台山，后挂锡天台山平田寺，后晋高祖天福三年（938年）入寂于所住寺。又据《嘉泰会稽志》卷八载，唐天祐元年（904年）浙江余姚县邑民邵 舍山建正觉院，恰逢高丽国僧人永乾游方至此，乃请之居，为正觉院开山祖。 　　中国天台宗至十祖道邃之后，长期不振，安史之乱，会昌灭佛，五代纷争，使佛教各宗的经籍著述大量散失，特别是天台宗的经籍丧失殆尽。后来天台僧人义寂多方搜寻，只在金华古藏中得《净名疏》一种，由此可见一斑。经籍既失，传承也就失去了根据。据《释门正统》卷二《义寂传》载，吴越忠懿王钱弘俶阅览内典，对其中文句不得其解，请教德韶国师，德韶推荐天台十五祖义寂，义寂告诉忠懿王，文句出自《法华玄义》，而这些典籍均已散落海外。于是吴越王遣使求遗书于新罗国，新罗国王派遗谛观于宋建隆元年（960年）入华奉送天台教籍，使中国佛教天台宗得以复兴，在中韩佛教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谛观在华十年，后客死中国。谛观就学于螺溪义寂时，著有《天台四教仪》一部，阐述天台圆教，推动了天台宗的发展。⑥ 　　由于天台宗经籍的复归以及宋代统治者对天台宗的扶植，天台宗重新焕发生机。宋代复兴天台宗的法师主要有义寂、义通、知礼、遵式、悟恩、智圆等，其中义通是高丽僧人。据载：义通（927－988年）字惟远，出身高丽王族，晋天福年间（936－944年）游学中国，后谒天台螺溪，受学于义寂，为义寂首座弟子。不久道声闻四方，忠懿王钱弘俶问心法要门，请为戒师，住持明州（今宁波）传教院，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赐宝云寺号，故称“宝云大师”。太宗端拱元年（988年）入灭，寿六十二。有关文献资料共二十多篇，南宋天台僧人宗晓把它汇编成册，题名为《宝云振祖集》。⑦ 义通著述颇丰，天台学造诣高深，弘传天台教观二十余年，被尊为中国天台宗十六祖，对中国天台宗的复兴发挥了很大作用。由于义通在四明宝云寺弘法，使天台宗盛传四明，甚至盛于天台。特别是义通弟子甚多，最有名的有遵式和知礼，他们是复兴天台宗的重要人物，其中知礼被尊为天台宗十七祖，为天台宗山家派代表人物。宗晓指出：“宝云法席大开，得二神足而起家。一曰法智师（讳知礼），一曰慈云师（讳遵式），法智师延庆道场,中兴此教,时称四明尊者。慈云建灵山法席,峙立解行,世号天竺忏主。”⑧谛观和义通是五代末、北宋初入华的高丽国僧，二人都终老于中国，对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对宋初中国天台宗的复兴作出了重大贡献。而把宋代天台教观传至韩国，并创立韩国天台宗的则是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