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没有特定的法令专门管制宗教团体的注册。未成为独立国之前,佛教寺院林立,都不须向官方登记注册。社团法令是控制政治活动、社区活动及各类民间活动的机制。因为新加坡尚未另立宗教法,佛教寺院团体的成立,就由社团法令来包办。也有佛教寺院依公司法令注册,光明山普觉禅寺即是一例。后来,社团注册官认为宗教活动属于民间活动,应依社团法令注册,佛教团体未与力争,在默默中接受了这一安排。

　　慈善法令颁布于1983年。受注册团体必须在公司法令、社团法令或信托法令下注册,然后再注册为“慈善团体”。在慈善法令的框架下,凡与济贫、教育、宗教、社群福利有关的团体,都必须在其“本宗”法令注册后,再注册为“慈善团体”。其目的是审阅账目,要求各“慈善团体”将其年收入的80%用在各团体宗旨内所列的慈善用途上。符合此80%条例者,其收入可得免缴所得税。不能符合者,除非有很好的理由,否则其所有收入必须纳税。政府不鼓励本地的宗教团体为外地的宗教团体筹款。除非特别批准,其所筹得款项的80%必须用在国内,只有20%可以汇出。

　　 新加坡目前的产业税是10%。凡拥有30年以上使用权的土地屋产,不论民宅、工厂、商店或其他用途,皆须缴纳产业税。产业税法令第六条规定,凡建筑的全部或部分纯用于下列用途,可获免产业税：让公众礼拜的宗教场所；政府补助学校；慈善用途；有利新加坡社会发展之用途。

　　佛教寺院团体的大雄宝殿及开放给公众用的殿堂场所,依最前一条皆获免产业税。僧寮及其他不开放给公众的场所,则必须缴纳产业税。寺院内若有供奉祖先牌位及存放骨灰瓮的场所,其所占用地必须缴纳产业税。因为这些是有收入的场所。

　　消费税是5%,凡常年营业额超过坡币100万元的商业、非商业机构,皆须依消费税法令注册,在其收入上加抽5%消费税。佛教寺院虽非营利机构,但有些寺院为了筹募建筑基金、慈善基金等等项目而办各类筹款活动。当其收入有可能超过100万元时,它就必须注册为消费税机构。

　　  新加坡的古迹保留法只有30多年的历史。凡被选为国家古迹的建造物,其业主必须依所公布的条例维修产业,不得破坏古迹的历史文化价值。非古迹的佛教寺院,与新加坡其他建筑物一样,受城市规划所牵制,不论是建新的,还是重建旧的,都由一套精密的建筑条例来控制。

　　新加坡佛教界普遍不关心立法,原因有二：(1)在宗教自由的前提下,现行的法令没有非常不利佛教之处。(2)佛教徒对立法的认知不足。关心立法,凡对佛教社会道德有影响的法律,在国会未三读通过前,佛教界若能提出意见,让官方民间明白佛教的立场,佛教的理念,那就是间接的弘法,间接地提升佛教的社会地位。站在利己利他的立场,四众弟子应当发挥各自份内的力量,在适当的机缘中让部长、国会议员,政府官员了解佛教的体制、佛陀的精神,为佛教界影响立法创造有利的条件。

　　佛教寺院团体必须在佛教社群内建立起影响立法的体制。新加坡佛教总会(简称“佛总”)可以作龙首,各宗派若能互通声气,要求行政当局明了佛教僧团的戒律制度,佛教的圆融,在制定条规时,考虑佛教的立场,达到更好的沟通,更好的互动。

　　目前的法令,给佛教界带来的困难是：

　　 (1)以社团法令来管制佛教团体的注册,要求每一现存的佛教寺院必须有10个会员,方能注册,并不是很适合佛教的体制。

　　 (2)注册后,产业拥有权归全体会员,不符合“十方来,十方去”的因果。

　　(3)宗教用地的限制:在非常有计划的用地规划下,只有特划的土地可供宗教用途。这些土地只有30年使用权。旧的寺院被逼迁,从无限期的土地转为30年。另一方面,有许多已有寺龄的寺院是坐落在已被规划为住宅区内,它们的宗教活动被限制、被牵制。

　　 新加坡宪法明文规定宗教自由。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与印度教和谐共存,各宗教建筑比立为邻,华人家庭中其成员分属不同宗教,是普遍现象。以佛教而论,南传北传、显教密教、显教的不同宗派、密教的各别宗派,僧众互相礼敬,信徒互通道场。作为国际化城市国家,新加坡很自然地成了各宗各派的宣传站。新加坡佛教徒融汇各宗各派的教义,优点是:不偏一家之说,缺点是:要静心专修某一法门不易。更糟糕的是,许多附佛法外道,打着佛陀、观音、弥勒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未深入佛法者,往往痴痴地跟着走。他们公然自称佛教,这种宣传语坦然出现在媒体宣传中,在宗教自由的新加坡宪法下,正信佛教徒也奈不得他何。

　　汉传佛教一向以汉语弘法,信众也是受汉语教育者居多。在华人社群里,道佛难分,道教徒也来佛教寺院拜拜。自开埠以来,佛教寺院的建设有赖工商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包括拜拜者。汉语信众,老者已老,逝者已去,根基愈来愈薄弱。汉传寺院的前途,将何所赖?

　　 直至上世纪80年代,汉传寺院对弘法的工作,不甚积极。禅修静坐,也不甚提倡。寺内的共修拜忏法会,主要参加者是年长的婆婆。过去10年,在南传藏传的逼近下,汉传寺院团体开始积极弘法,参与社群福利活动,但未改变传教的媒介语言。

　　 为了将新加坡打造成为国际城市,政府推行英语为主流教学语已有多年。在岛国的各个角落,年轻的一代,普遍以英语为主流的沟通语言。作祖父母的,为了与孙子沟通,被迫学习英语。既然英语横行,仍然以汉语为弘法语言的汉传寺院,不得不以英语来吸引年轻人。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不说汉语的新加坡人回到课堂学习“普通话”。在新加坡,汉语有可能再成为优势语言吗?在短期内,是不可能的。英语教育为新加坡培养了很多很多的“香蕉人”。他们不只不用汉语,对汉文化也感陌生。步入汉传寺院,不是每一个受英语教育的人都提得起兴趣。他们来了,感到新鲜,却有一股难于溶入的感觉。

　　 改变语言传媒,是势所必然。即使以英语为弘法的媒介语,汉传寺院还须照顾文化上的差异,才能将这一群“异类”容纳入汉传寺院来。若强制要求他们依汉文化礼佛敬老,作表面功夫,只怕不能达到传播佛陀妙音的目的。

　　 以共修为例,老的一辈乐于礼佛拜忏,年轻的一辈却另有想法。即使他们接受了,在老一辈的“执著”指点下,必须这么做,必须那么做,纯重仪式,不深入推理,他们也受不了。看来重新策划寺院的活动,重新掂一掂每一活动的内涵,是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