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道黑暗到了极点社会纷乱到了极点，道德败坏到了极点……正当此时，历史酝酿着转机，化生了各界非凡人物。
　　与历史上一切专制政权一样，清王朝也未能摆脱始兴终衰的规律。约从太虚诞生前百年起，即乾隆末年清朝已走上了下坡路。尽管清政权同样曾颁布极为严厉的惩治贪污腐败的法令，建立了以御史为核心的临察制度，以直达皇帝的密折制为主要内容的举报制度来贯彻执行，并辅之以强调修身治家的儒家道德自律。但由上而下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政体的结构性缺陷，如果没有处在的分权、监督、制约的话，是无法由其自身加以弥补的。因此，几经反复，到乾隆皇帝宠臣和坤当权年间，贪污腐败的风气终于弥漫全国，仅和坤本人历年搜刮所得竟达白银8亿两之巨，相当清廷当时国库10年的财政政收入。更有甚者，连皇帝也为了把“关余”（即关税余额）中饱私囊，不惜国库亏损（即海关首先要向户部交足的关税定额因此没有完成）。官场内部上下勾构，卖官鬻爵，贪污舞弊成了集体行为，谁要抵制，那么自己反而会首先遭到排挤。在这种风气下，政治黑暗到了极点。政以贿成，不给官吏们好处几乎办不成任何事。为了贪赃时有一种安全感，传统的亲属关系、同乡关系、师生关系等等统统被利用起来，形成了庇护制网络，即所谓关系网。也是和坤时代，这一网络已经坚不可摧，以至只要没有分赃不匀而起的内哄，通常的告发由于官官相护，贪污者很难受到惩处。当然，最高统治者对此也不是一无所知，长此以往其统治的稳定会因此受到威胁。嘉庆皇帝执政之初，就着手进行了改革。他不担把和坤撤职抄家，还致力破坏和坤及其追随者营造的庇护制网络。但其专制统治本靠家僚体系维持，彻底的惩治腐败就会摧毁其统治根基，所以他只能逐步撤换和败斥和坤一干人，重用刘墉等，号召公开批评朝廷中的问题……一阵风过后，不但旧病复发，甚至前门起点虎，后门来狼，变本而加厉。（参见《剑桥中国晚清史》120－127、176－178）“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一切最后又转嫁到农民和市民身上。
　　在豺狼当道的情形下，传统的社会秩序瓦解了，崩溃了。“土”追求升迁，无须勤奋读书，埋头公务，只需干谒权势，献媚上司，自然“适当”的礼品必不可少。“农”追求土地，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中国社会，土地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命根，一旦失去土地也就意味着农民将无以为生。而土地的占有无须勤奋劳作，节俭积蓄，只需巧取豪夺。清代中叶以来，依仗权势的土地兼并已极为严重。道光年间，仅大臣琦善一家，就占有土地250余万亩。而据统计，嘉庆年间全国共有的8亿亩耕地中，1／10以上被安府及皇帝贵戚把持而为官田，官田之外的民田，也绝大多数被官僚及豪绅强占，农民中原有土地的人大多沦为佃耕农，靠租种土地为生。然而租种的代价是巨大的，必须缴纳占收成50％以上的地租。对自耕农而言，田赋虽未增加，但“陋规”（即朝廷允许的供官吏“养廉”的附加税）等苛捐杂税不断增加。难以计数的徭役，地痞的敲榨勒索，高利贷者重利盘剥以及鸦片贸易引起银贵钱贱，迫使农民用比以前多数倍的农产品换银两交税等等，以致大多数农民在经过一年的辛勤劳作后，其全部的收入所得竟无法维持最基本的自下而上需要。更有甚者，农民为偿租还债而不得不卖儿鬻女的人间惨剧亦时有发生。在这种暗无天日的生存背景下，大批农民皖于生计而背井离乡，四外流浪，甚至铤而走险，揭竿起义。“工”、“商”追求致富，而“采办”（政府以极低价强行收购）、征课、多重差役、厘金（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期间清政府允许各地在交通要道上设卡自行征收的商品税，也可说是买路钱）种种负担使得人们如果不设法逃税，那么手工业的手艺贬值，辛苦的长途贩运也无利可图。而要逃税，又必须寻求关系网。概言之，士、农、工、商，所有的传统社会阶层都已无法告诚实守法的劳动生存，迫使善良的人民为匪为盗，或者吸食鸦片等自甘堕落，因为它们面前已几乎没有正当的出路，社会纷乱到了极点。这使儒家道学家在当时仍在鼓吹的仁义道德成了辛辣的讽刺，使投机钻营成为时尚，使社会伦理濒于崩溃。这又更加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与不安。
　　佛法不离世间，与社会息息相关的中国佛教在此时亦面临严重危机。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在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几经兴衰，到明、清之际，因内外原因再度隐入困境。其内因主要是信仰的衰落以至丧失。清朝中期以来，随着社会局势的日趋动荡，佛教拥有的颇为丰厚的庙产（如当时镇江金山寺拥有良田万亩，常州天宁寺有文字记载的寺田亦达8500亩），以及在不知内情的外人看来，相当清闲安定的生活对衣食不保、生计无着的破产农民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此，虽然当时出家僧人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而众多农民还是为谋生而将子女送入寺院出家。嘉庆、道光年间（1796～1850），全国僧尼总数已逾50万。然而大批小农不是为了信仰而是为贪图安逸与享受才出家，甚至有因各种劣迹为避官府缉捕而遁入佛门者，使表面上僧侣人数虽增，整体素质却大大下降。这是内因，对佛教的长远维持大为不利。对宗教而言，信仰的丧失乃万恶之源。清末佛教信仰丧失的外因则与1851年洪秀全领导发动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有关。在长达十多年（1851～1864）的时间，太平军无后占据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等十多个省份。打着“拜上帝教”旗号的农民军所到之处，对所谓异教一概排斥，极力摧残。大量佛寺、道观、神像、经卷自然也难幸免。这对本已衰落的中国佛教而言，无疑又是雪上加霜。
　　苦难的时代、邪恶的时代也就是涌现具有超世魅力的偶像人物的时代。当然，与其说这些人物非凡，不知说是苦难的大众出自摆脱苦难与邪恶的需要者而加意的拥戴和渲染。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侵略者挟着其军事、经济和文化优势涌入中国。种种不平等条约和贩卖毒品，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社会与文化危机，特别是1984年甲午战争以后，整个中华民族连生存也成了问题。原先中国人一向引以自豪的文化优越感也骤然被打破，换之为“万事不如人”的忧患感。救国压倒了一切。在救国必须变法、救国必须革命的口号先后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之下，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宗教救国的主张也纷纷被提出。中国的民族危机、社会危机、文化危机交织一起，呼唤着非凡人物。19世纪末年，也确实是英雄辈出的时代，翻开近代史，军事、政治、经济、科技、学术各界，哪儿没有传奇人物成就非凡？宗教界自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