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被许多人认为是中国的马丁·路德。的确，以太虚为代表的中国佛教改革与德国16世纪宗教改革有些相似之处，如同样适应了社会转型的要求，其早期改革比较激烈而晚期期比较温和，最终遭挫但影响极为深远等等。其不同之处在拙著《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中也早就指出。唯一的大缺憾是马丁·路德在欧洲宗教改革中的地位已有定论，尤其在佛教界内部对此尚有许多非议。 也许是门户之见未去，恩怨未尽消的缘故吧。
　　跳出中国佛教界的是非圈，从世界宗教大势着眼，也许我们对太虚及其佛教改革可以看得清得多。纵观世界宗教演化大势，到少有两点任何不抱偏见的人都不能否认。其一是宗教终究是顺应着社会的，这是通则。任何不能顺应社会变化的教派已经或终将被淘汰。其二是宗教必须在某种程序上超越社会，这是特则，乃宗教之所以为宗教。任何过于世俗化的“教派”也终究站不住脚，它们或散伙或蜕变成世俗组织。世界各宗教及其教派总是在这两极之间，或偏向彼点或偏向此点。现代社会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趋向理性化与多元化。从理性化角度看，各国倾向理性主义的教派中，其信徒与支持者多属生活较富裕，文化程度较高的中、上阶层。而保留较多宗教激情的教派中，其信徒与支持者则多属下层。从多元化角度看，这两种倾向的教派都长期存在。尽管其间有反复，大体而言，偏向理性主义的教派居主流地位。
　　以太虚为代表的中国“新佛教”顺应着社会转型，趋向于理性主义；也在特定方面超越于世俗社会，保留着一定的宗教激情。它属于能获得现代社会中、上阶层信仰及支持的宗教。这一点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初步显现出来。事实上太虚的改革模式也是痛感传统社会衰落及其影响于佛教造成的种种弊端，参照欧美日本近代宗教形态设计的，具有超前性。但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等多种因素交织的作用，当时中国社会向着现代化努力的势头被逆转，新兴的中产阶层被大为削弱，太虚及其佛教改革的历史地位未能被社会普遍承认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但中国传统社会终将完成其转型，实现现代化。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民众逐渐摆脱了贫困，文化程度也有提高，其宗教需求也有转向理性主义的苗头。同时，中国佛教协会也把提倡太虚主张的人间佛教作为其宗旨。在海峡对岸，则从70年代开始，人间佛教已居于主流地位。随着社会条件的具备，其超前设想的可操作性和超越世俗社会的特性也日益显现。由此，肯定太虚及其事业的历史地位的意见将在学术界愈益占上风。
　　当然，由于现代社会的多元化性质，倾向非理性的宗教依然会占有一席之地。特别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保守性仍会顽强地表现出来，人们往往一边享受改革成果，一边非议改革家本人。反映在佛学界、佛教界那就是依然有公开或隐蔽地对太虚抱有成见甚至敌视态度。对此，太虚也早有思想准备：
　　悠然出岫云，无心自舒卷。
　　泰山未尝增，秋毫未尝减。
　　是啊！太虚的佛教革新本是为顺应现代社会需要，补救工商业社会弊病，特别是从科技为代表的物质文明发展很快而精神文明相对薄弱而提出的。如今其大愿已开始并可能实现。脱离实际的褒扬固然不会增加他的理想光辉，顽固地依据传统的贬低也无损其一根毫毛，诚所谓“求仁得仁又何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