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的暮年时代
　　1931年9月8日，历史永远不会忘记。从这开始，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进程被无情地打断，原先中日佛教的友好关系也被撕裂，有利佛教革新的外部条件几乎丧失。而且正是日本某些“国家主义佛教徒”参与挑起了侵略战争。

　　在世界各大宗教中，佛教是最平和的。佛法戒杀生，讲忍耐也是最彻底的。但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日本佛教日莲宗虔诚的居士石原莞尔是“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在中国佛教徒看来，这简直难以置信，然而是事实。尽管被迫，但为祖国民族生存丰存亡大义，太虚以及中国佛教徒不但也参与了抗战，还对抗战胜利作出一定贡献，这些是否都破戒毁法？在此，仅从《仁王护国般若经》等经典出发的论证无济于事，中国佛教徒固然可指责日本像日莲宗、净土真宗等为“国家主义佛教”断章取义。充分日本化的佛教宗派也可据此反驳，中国佛教徒在抗战中的举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这类争论也许是没有结果的。但从更高的角度看，佛教作为世界性（普世）宗教的本质是超越民族的，就是说戒杀是根本的究竟的。但它传播各民族，不可避免带有民族形式，世俗的民族利益也不可能不对佛教徒产生影响。佛教徒作为“人”，如果不与本民族站在一起，就无法在社会立足。这也就是说护国是权变的方便的。如果承认这点，那尽管在佛教的本质与形式之间存在着紧张，仍然可在具体的历史展开中体现其统一。如抗战中中国佛教徒以“救死护生”为重的作为，就比日本国家主义佛教徒为战争出谋划策，推波助澜更接近佛教本质；同样，与本国世俗之人相比，日本佛教徒在战后率先真诚忏悔也体现了佛教的本质。在现代，佛教本质与形式的统一应体现在各国各宗派促进人类向上向善的良性竞争中，太虚在处理中国佛教与日本佛教的关系上，这方面是做得比较高明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佛教与中国佛教的关系比较复杂。一方面，日本佛教界许多人对中国佛教是瞧不起的，他们极力鼓吹对华布教并有少数日僧采取了行动。另一方面，由于日本佛教传自中国，不少日本佛教徒对中国怀有友好感情，联络中国防大学对抗基督教的议论在日本也大有市场。另外，实际上日本佛教的近代化程度也比中国佛教高一截，不少经验值得中国借鉴。因此太虚针对日僧诬蔑中国无佛教，设立中国开教本部在华传教，唆使藏蒙喇嘛搞分裂的恶性竞争，于1919年与陈定远、胡瑞霖等发起敌建中国五族佛教联合会。尽管未成，太虚一系列争取组织全国统一的佛教组织的兴动也有接受释显荫献策的意图。显荫曾赴日学密，归国后就致书太虚，揭露日本佛教界某些人的野心，建议中国佛教徒要依凭巩固的组织，互相联络……以御外侮。1925年初，太虚等筹组的中华佛教联合会终于获政府批准备案。尽管该组织缺乏代表性而且历时未久。当然，日本广大佛教徒对中国的友好感情非常珍惜，太虚于1923年在庐山举行暑期讲习会时，就对来访的日本大从大学稻田圆成教授讲，中日佛教徒应设法消除两国隔阂。发展东亚文明。就太虚而言，这是充满诚意的。但从头必须到看，所谓东方主义一向是日本侵略政策的意识形态基础和表述。这和中国知识界强调的东方文明意在维护衰落中的民族自尊，为中国文化辨护是不同的。1925年在东京召开的东亚佛教大会上。日方故意把中国代表团席次排在当时已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台湾之后，不无试探之意。经太虚等力争，日方才让步。日方召开此会的主要目的是由于亚洲佛教徒极多，通过联络，在亚洲“为日本势力的扩张铺路”。（参见煤灿腾《太虚大师前传》212页）而太虚率团出席首届东亚佛教大会虽同样怀有联络中日佛教徒感情之意，主要目的还在“世界佛化”。同时，太虚对日本佛教近代化的长处作了充分肯定，如有坚固的组织，致力社会公益事业；佛教教育发达；佛教在日本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能充分摄取西方文化，研究佛学，适应现代思想潮流。但他也敏感的看到，日本某些佛教宗派抱有危险的狭隘民族主义。（《敬告亚洲佛教徒》）
　　此后，太虚外理中日佛教关系大体上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了不同策略。如1928年5月日军制造“济南惨案”，他与释莹照一起致电日本佛教联合会，要求他们向日本当局施加压力，早日撤兵。“九·一八”前后，有狂热的狭隘民族主义气氛渲染下，日本佛教中国家主义因素有与日本禅道教靠拢的趋向，而日本政府公然奉神道教为国教。这种政教合一体制则分明是中世纪的宗教文化形态，日本佛教保留的封建传统在其影响下也膨胀起来，近代化趋势被逆转，而中国近代佛教革新此时仍盛。由此中日佛教徒不仅各为其国，而且表现为他们分别抱有近代和中世纪观念之争。（参见拙著《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第44节）自然，战后又当别论。有些权威论著提出，30年代“中日在满洲的冲突是一声正经历严重经济困难的工业国与决心恢复并维护国家主权的农业为主的社会之间的力量的抗衡。”（《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569页）这种说法有失偏颇。中国经济较日本落后固然是事实，但从双方的主导力量看，日本关东军（与当时执政的若（左木右规）内阁有区别）却分明代表着封建残余的垂死挣扎，中国则正在努力向近代化迈进（此点该书承认）。何况日军使用的手段也是中世纪的野蛮手段。因此，毋宁把这场冲突看作是并未扫除封建残余的工来国使用不为国际社会所承认的非法手段力图阻挠落后国家自身实现工业化的表现。中日佛教关系的逆转是发生在这一大背景下的不可分割的一幕。自从“九·一八”日本侵占东北三省，太虚原来对日本佛教以联络为主的态度不得不发生根本转变。他首先对“九·八一”事变迅速作出了激烈反应，呼吁日本、朝鲜以及被占领的中国台湾四千万佛教徒，秉承佛菩萨精神，起来废黜统治他们的军阀，制止战争。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伪满洲国成立，他发表《因辽沪事件为中日策安危》，要求日本当局恢复“九·一八”之前原状。翌年，日军得寸进尺侵犯热河。太虚在上海永生广播电台播讲《佛教与护国》，这是中国佛教利用电子传媒的早期尝试之一。同时鼓励他的青年信徒组织“青年佛教护国团”，或从军、或募捐、东救护等。1934年5月，传言说太虚将率中国佛教代表团参加在日本举行的“泛太平洋佛教青年大会”。国内舆论哗然。该会议确为日本佛教界某些人配合军国主义独霸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野心而精心策划的文化心理试探，在安排席次上故意把他伪满洲国所谓佛教代表列入，企图使与会者无意中承认日本傀儡政权。留日学僧墨禅没有深入了解，就贸然约请国内佛教徒参加。日本僧人更是积极活动，企图诱使中国佛教徒上钩。由于墨禅当年曾是太虚在闽院时的学生，所以流言始而传说“太虚之徒”，后来便牵累到太虚本人。太虚听说后，马上登报否认，并发表《论第二次泛太平洋佛教青年会》，指出会议主办者列入伪满洲国代表是中国佛教徒经历加会议的主要障碍。不过他表现出的拒绝态度并不坚决，似乎对目本佛教界的狭隘民族主义还抱着幻想。这一态度在次年4月与日本佛教学者好村春宣谈话中表现得更为清晰。当时，墨禅、谈玄等中国留日学僧在日方的引诱下准备合作：日方声称打算成立中日佛教学会是响应太虚在1928年《论华日当联（合）布（传）佛教于欧美》提出的主张，建立佛教徒国际组织，其经费来源于日方退回的《辛丑条约》赔款，以声援太虚所办的世界佛学苑。好村为此专访太虚，太虚对他请自己担任会长，邀请访日等提议虽一概拒绝，但对邀请能代表自己的弟子好大醒、法舫赴日考察则留有余地。诱惑确实很大，尤其当对方投合你的需要，假意帮助你实现梦想的时候。但如眼界放宽，留意世事大局，就不难看到日本当时不仅在佛教界，而且到处在偷偷拉拢引诱中国各界的头面人物，以此为全面侵华战争的发动，建立新的傀儡政府、汉奸团体作准备，也就不难识破日方骗局。当时，国人的民族情结在文化上的表现——东方文化优越论也往往被日本军国主义利用，作为他们散布中日亲善，东亚共存共荣等文化欺骗论调的心理基础。许多汉奸正因此落水。幸而太虚经出访欧美，已大大扩展了视野，特别是在法国，他曾诚邀日本佛教徒合作弘法欧美，却被托辞谢绝。由此太虚对日本佛教的狭隘民族意识已有了进一步认识。这时，欧阳渐主持下的支那内学院师生纷纷发表文章，揭露日方在设立中日佛教学会背后的险恶用心。欧阳及其门下与太虚一派的争论有不少属无谓，但这次却提醒了太虚。太虚的态度坚决起来，他发表《告日本佛教大众》，重申：日本佛教徒如能力促当局还我东北，则中日被损坏的民族感情可修复，中日佛教自可共图发扬。否则，种种引诱是徒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