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院的学僧中最能继承和发扬太虚事业的是慈航和印顺。慈航（1895－1954），俗姓艾，福建建宁人。（附照）自幼父母双亡，仅一度读过私塾。1911年依泰宁峨眉峰释自忠出家，次年于九江能仁寺受戒。其后历访名山大寺，参禅、学天台、修净土。然而他并没有满足传统的丛林教育，1927年入闽南佛学院，因他文化程度较低受人嘲笑而发愤学习。自此，他以继承发扬太虚的佛教革新事业为己任。1928年秋，任安庆迎江寺住持，创办了迎江佛学院，备得太虚称赞。1930年赴香港、南洋讲经，后留居缅甸仰光，创设“中国佛学会”。1935年回国再次拜见太虚。1940年随太虚出访东南亚。当太虚回国时，他留在马来亚弘法，先后创办了《人间》月刊和星洲、槟城、怡保三地的佛学会及两所佛学院、两所佛教学校，归依他的佛教徒多达数万。1947年太虚圆寂后，“在教内呈现的一片荒凉景象中，慈航法师在南洋依然吹起佛教革命的号角。”（江灿腾《台湾佛教与现代社会》）1948年，慈航应台湾中坜圆光寺释妙果之邀至台湾，继承太虚未竟的佛教革新之志，提出挽救传统佛教的危机，要靠兴办教育、文化与慈善事业“三大救命环”。他在台湾先后创办“台湾佛学院”、“弥勒内院”，成为当时最有活力，影响最大的佛教教育中心。这里培养出的又一代僧青年，终于使人间佛教形成台湾佛教教主流，实现了太虚遗愿。慈航也与太虚一样，患脑溢血圆寂。寂后肉身不坏，装金供众人瞻仰。印顺（1906－），俗姓张，名鹿芹，浙江海宁人。（附照）少年时以家境不佳，勉强读完小学即失学。1925年开始产生探求佛法的兴趣，但以基础差，缺乏师友指点切磋，只能在暗中摸索。1930年他于普陀山福泉庵出家。次年，赴闽南佛学院求学，受到太虚“人间佛教”思想的极大启发。后深入阅藏，并与当时佛教界现状对照，深切感到当时大多数僧人只“为别人诵经、礼忏”，生活“与俗人没有多大差别”，而且修行掺有“先天”、“无为”等道门，与纯正佛法“差距太大”。这引起他“严重关切”。而原始佛教教典《阿含经》与各部广律中的根本教义，却使他有了“现实人间的亲切感、真实感”。加经日本学者治学方法的启发，由此他“决定要通过（厘清）人间佛教史实而加以抉择……确认佛法的衰落与演化中的神化、俗化有关，那末应从传统束缚、神秘催眠状态中，振作起来，为纯正的佛法而努力！”（《游心法海六十年》）抗战期间，印顺一面在汉院任教，一面从事研究写作。1947年太虚圆寂，他居住奉化雪窦寺，主持《太虚大师全书》的编纂。1949年夏抵香港，先后任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世界佛教友谊会港澳分会会长。1952年他应李子宽等的迎请至台湾，任台北善导寺导师，并赴各地说法，大力弘扬与推进了太虚的人间佛教思想。自1964年起，他恢复以研究写作为主的生活。他一生著作等身，除《印度之佛教》、《中国禅宗史》等专著外，汇为《妙云集》。印顺本人则继被授予日本大正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后，续应聘任台湾中华佛教学研究所导师等职，乃当代公认的佛学大师。如果说慈航主要在佛教革新的实务上起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那么印顺主要是在教义改革或者说佛教革新的理论上极大推进了太虚事业。太虚在闽院的学生也大多各有成就，如智诚创办潮州岭东佛学院，弘化粤东。心道创办陕西兴善佛学院，弘法大西北，创立“法幢宗”等。
　　汉院学僧就以正果、演培为代表吧。正果（1913—1987），俗姓张，四川自贡人。他19岁出家，21岁受戒，随后入重庆华严寺天台教理院就读。1936年进汉院，前后在此学习了6年，多次聆听太虚讲学。毕业后因成绩优异，留校任教，后升任教务主任。1950年随法尊赴京，实际上是法尊的副手。1954年任三时学会研究室主任。1956年至中国佛学院任教，后兼教务主任。翌年被选为中国佛协理事。1962年兼中国佛协副秘书长。自80年代起，先后任中国佛协副会长、中国佛学院副院长，北京广济寺住持、北京市佛教协会会长等职。曾参加和率领中国佛教代表团访问斯里兰卡、日本、泰国等国。正果为汉院的高材生，学识渊博，特精唯识。著有《佛教基本知识》、《禅宗大意》等。他晚年撰有多篇回忆和怀念太虚的文章，是赵朴初在大陆提倡人间佛教的极力拥护者。演培（1917－1996），江苏扬州人。他12岁依释常善出家。受戒后，先后在上海法藏寺、宁波观宗寺学天台教观。1936年入常惺法师主持的闽南佛学院就读。至1940年他才进汉院，第一次见到太虚。汉院毕业随即受太虚派遣至四川合江筹办法王佛学院，任教务主任。抗战胜利后，曾在杭州武林佛学院任教。1948年至香港，1952年赴台湾。一度任台北善导寺住持，其后即弘法海外，足迹遍及越南、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和美国。1963年定居新加坡。四年后他重建了慈航曾经主持的灵峰菩提学院，改名为灵峰般若讲堂。1981年他发起组建新加坡佛教福利协会，任主席。同年开始兴建佛慧讲堂，其中设有慈恩林安老院、托儿服务中心等。同于他在新加坡服务社会的卓著成绩，1986和1992年先后被新加坡总统授予“公共服务勋章”和“公共服务星章”。演培在各地弘法，尤其注重弘扬太虚提倡的弥勒净土，临终依旧，表明他是一位地道的太虚弟子。他的著述也挺多，共达七百万言，汇为《谛观全集》。汉院的学僧最多，发今不少还健在，他们也应继承太虚事业，弘化一方吧？
　　太虚为什么对青年僧人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当时其他名僧弘法及其弟子都有一定地缘性，唯独太虚的学生来自四面八方，仅闽院由太虚接管的消息传出后，就有十多个省的僧青年来报考。还有一批已随当时声望不在太虚之下的名僧学习的僧青年，他们相继也来到太虚所在的佛学院。如慈航听教于谛闲，印顺受戒于圆瑛，演培学法于宝静。作为20世纪最杰出的佛教教育家，这首先是由于太虚具有超凡的生动口才，这种口才决不是一般的模仿练习就可获得，而是建立在对时代环境和听众心理的深刻洞察，建立在广博的学识的基础上。他讲学针对当前的听众在不同的场合采用不同的题材，如抗战期间就从战争的残酷说到世界和平的亟需倡导；从科学的进步、新武器的层出不穷说到人类道德的亟需重建；广泛引用古今中外学说，融会贯通，引人入胜，最后才总结出佛法最精彩玄妙的道理。太虚能够吸取僧青年的根本当然是他对下一代深切的爱护。如1936年，太虚又来到焦山，茗山第一个跑去迎接。他趁太虚吟联作对换时候，呈上自己的诗作，请太虚指教并要求赴武昌世苑图书馆研究部深造。太虚仔细看了他的诗，当即写了两封介绍信，其中之一给主持世苑图书馆的法舫，并嘱茗山待获法舫回信后再去。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太虚对后辈的慈祥和对法舫的尊重。茗山至世苑图书馆如鱼得水，日日遨游在佛学的海洋里。太虚虽早就不再常驻武院，可也没有忘记这位小法师，他偶阅《文化建设》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觉得其中对佛教有很多误解，便写信嘱茗山撰文评论。茗山在法舫的指导下写毕，随即寄给太虚。太虚对此文一段段地详细修改，最后的评语是：“文字贵精约，谩骂火气，越少越好。”可见他对弟子培养的精心。1937年，太虚至庐山讲经，特召茗山担任记录。在休息的时候，他常询问弟子们听经的心得、意见和疑问。当然，初学者疑问很多，太虚的解释总是祥细深微。但有的人还不明白，问了又问，太虚有问必答，尽管他的事业宏大，杂务众多，仍毫无厌倦之意。当时的佛教界仍然等级森严，而太虚的声望地位在全国已数一数二。这种态度在凡俗是难以想象的。抗战前期，茗山在湖南，尽管交通不便，还是常常接到太虚的指示与鼓励。太虚弘法湖南圆满离开时，让茗山代表他住持花药山寺，主持衡阳佛教会和佛教徒办的觉民小学，还嘱咐衡阳市长和当地名流要像爱护自己一样受护茗山，嘱咐各寺院长老及僧人要“同心同德，共济时艰”，支持茗山的工作。临行时托咐茗山：“你要把寺务、会务、校务切实掌管起来，并要把经济公开，把工作情况每周报告我！尤须于最短期间，积极筹备僧众救护训练班，组织救护认为国家服务。”后来南岳僧众救护队果然在长沙会战中表现出色。这里虽然只用了茗山一例，实际上太虚对许多认为的可造之才也同样。这些例子还表明了太虚很吸引僧青年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充分信任他们，重用他们。试想，青年僧大多盼望着干一番事业，谁不想获得信任与重用呢？当然，在信任重用青年的同时，还要严格要求他们。否则，由于青年缺乏经验，往往会捅漏子。太虚正是如此，他要求僧青年有干大事的能耐。随之而来，在待人上就要求刚柔并济。他很欣赏茗山的柔，又故意对他人说茗山的“刚”不足。茗山在一旁听了暗暗使劲要学“刚”。有一次，太虚派他去与占用衡阳花药山寺的国民党军方电台交涉退还寺地。茗山就使出了“刚”劲，把军方插在寺地的标志牌统统拔掉，还与电台工作人员争吵斗殴。当然，被人看不起的小和尚哪里是军方的对手。他被军方捆起来。吊在梁上。两个小时后，才被太虚营救出来。血气方“刚”的茗山要太虚为他“报仇”。太虚对他说：“你这样所谓的‘刚’，不是刚，是粗暴，是意气用事，是匹夫之勇。真正的刚，不是情感的冲动，是理智和正义的坚持。要纯以佛教（和）整个众生为出发点的勇猛，才可称为刚。你的责任很重大，不要因这小小的争端而花费你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希望你忍辱负重，替整个佛教多做些事。”（茗山《痛哭老人》）由此可见，太虚不但严格要求他的学生，在方式方法上也很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