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大闹金山寺与一般佛教徒的保守,还有太虚主张佛教改革,喜欢结交各界人物,与民国南、北政界都有交往,他早先给佛教界的印象并不好。如释纽明承认:“我对于太虚一系的人的印象是很坏的!因为这时候我所接触的教育,完全是佛教中传统的腐旧的一些知识,耳闻目濡,不免中毒太深,对于太虚大师倡导的这一面,顸然地表示鄙视、反对,觉得这些人都是为魔王使而来到佛法中破坏佛法的……那时对于《海潮音》、《现代僧伽》凡一切在(太虚)大师旗帜下的言论,都认为是有毒的,是不屑一看的……那时觉得佛教就是念佛、忏悔、看话头、感应、持戒等一类事。再好些,学些学科判教,藏通别圆,或小始终顿就是了。除此之外,什么佛教革新,又什么整理僧伽制度论,这些简直是提婆达多再生,妄想要做新佛呵!(《续明法师遗著》)这点是不利于佛教革新的,尤其是僧制革新。因此他后来为了实现佛教改革,特别注意通过在传统佛教盛行的区域讲经,重塑自己的形象。而庙产兴学风潮虽曾因释敬安拚死请愿而稍敛,但各地乡绅、特别是受儒家反佛思想影响很深的教育部门,仍时常觊觎那些比较丰厚的庙产。一般说来,传统佛教盛行的区域中的大寺,由庙产也丰厚但往往不能自保。太虚等新派僧人则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与各界交往多,同时也主张维护寺产。因而有的传统大寺在面临危机就想到新派僧人了。
江苏泰县光孝寺就是这要一座传统大寺,寺产特别丰厚。当地乡绅与教育部门时常与之为难。原住持释培安守这推子不容易,因而让主张温和革新的释常惺嗣法,接任住持。常惺在当时资历还浅,他相到请太虚来,或许能帮助解决这老问题;还打算以后办佛学院,请太虚讲经开新风。1924年7月底,太虚应邀经镇江、扬州赴泰县。当年大闹金山寺时,太虚不过虚岁二十四,很为人瞧不上眼。如今,他已是名扬全国的佛教革新派领袖,且与许多名人有良好关系。镇江、扬州诸大寺都面临着与光孝寺同样的问题,所以有些传统僧人也出面迎接太虚。当时要去泰县一般在镇江过夜,第二天渡江。在镇江招待太虚的除同学老友仁山、智光外,还有超岸寺前住持守培、住持晴峰等。守培也想办佛学院,那时在佛教革新风气影响下,旧式的师徒教育已不能吸引僧青年,而太虚办的武院已出名。因此守培为借机与太虚商谈、讨教,特陪太虚渡江。到了扬州,当年带头反对在金山寺办佛教大学,殴打仁山的释寂山也来迎接,并且伴随着太虚游瘦西湖、大明寺平山堂等名胜。然后,镇江、扬州诸佛教长老十余人陪太虚抵泰县光孝寺。培安迎接太虚的礼节很隆重,还请了本县名流、诸寺长老聚会一堂。讲经法会自7月25日始至8月18日圆满,太虚讲他最拿手的《维摩经》。听经的除了泰县佛教徒近400人外,还有并不真正了解佛教的当地各界人士上百。听从始而凝神静听,渐而由理解而初步信仰,再而喜悦赞叹,辗转传颂。整个泰县城竟由此一改历来的歧视僧尼,轻看佛教的习气。自然某些人觊觎寺产的念头也打消了。法会中,泰教的习气。自然某些人觊觎寺产的念头也打消了。法会中,泰县名流二三十人当场要求归依太虚,太虚即为他们授三归,组成念佛社。这就是后来的泰县佛教居士林前身。法会圆满后,还有听讲的许多人都一再要求受归依,于是太虚再为100多位普通老百姓授三归。这个消息传出后,又有近千人团团包围太虚,求归依。太虚无奈,就把他们集中在佛殿前,专为他们开示。太虚第二天清晨就离工了泰县,不料四外乡村中慕名来城求归依的还有几千人。以致太虚非常感叹地说:这大概就是古代高僧所谓经过的地方人们都被感化,给人们留下的是被神化的形象吧。泰县讲经的圆满极大增加了太虚的自信,他从中看到了佛教的社会形象能够改变的,佛教在中国具有深厚的基础。从泰县讲经中也可以看出太虚超人的魅力。只是其中还夹着中国人喜欢的“一窝蜂”现象还须省察。
太虚接着应如皋佛教利济会的邀赴如皋,受到此在泰县更热烈的欢迎。该会系响应太虚讲的在家佛教徒首先要尽职敬业,服务社会而建立起来的青年佛教团体,许多当地工商界、政教界名人都颇赞许,在如皋办了些佛教文化、社会公益之事,很有影响。太虚针对这类听众,则讲《佛教与东西洋文化》,着重从文化层面去诱导。太虚的苏北之行有一定代表性,从中可以看出他讲经弘法的一些特点:1、在内容上与传统的讲经法师不同。太虚讲经多不限于经文章句的解释,甚至不限于词语本义,他对经文常常依他自己参证所得,适应近代社会需要大加发挥。如讲《维摩经》,他突出维摩诘作为居士修持的模范形象。强调他见义勇为,当仁不让的品格;强调他现世的,而不是“前生”和“来世”的德行。他常常把讲经与讲学结合起来,每到一地,集中在寺院讲经而深入学校、医院、工厂、法院监狱、国防单位、金融单位等处讲学,讲经针对社会实际问题,讲学依据佛教基本原理。他讲的内容非常广泛,不像一般法师那样以一宗一派自限,世学佛学,佛学中的世界佛教概况,中国佛教各宗派都讲。2、在形式上专传统的讲经法师也不同。他比较注重通俗性,在讲正文,逐字逐句解释之前,总像近代课堂教育那样提出大纲,说明背景(佛陀说法对象的来历等),概括要旨。还常常利用黑板、粉笔、教鞭等近代教育工具进行图解。20年代在汉口的临街寺院,晚上还敞开着大门,有人看到佛像前灯火辉煌,喇叭播放着音乐,并不断邀请人们入寺,待大厅人满,就有太虚弟子们开始讲通俗的教义。据说这种方法也是太虚首先采用的。太虚还多次在无线电台宣讲佛法。这些都是近代化的传播手段。3、讲经的对象不拘一格。传统的讲经法师面向的对象都是佛教徒或倾向同情佛教的人,太虚虽不例外,但他的对象宽泛得多,尤其是不了解佛教,对佛教感到好奇者乃重点之一;甚至把误解佛教,参加会道门的人,反对佛教,故意找岔的人也包括在内。他早期佛教革新的赞助者都加入过“同善禄”,被太虚说服而归佛门。他曾在北平燕京大学、苏州东吴大学等基督教教会办的大学宣扬佛教,在庐山举办的暑期讲演会更有意针对基督教徒。虽然这些人不免起哄责难,但太虚仍耐心回答,其结果总有人“渐渐改变态度”。在开讲时,他很重视观察听众的情绪,把握现代国人的心理。总之,一般讲经法师多以维持佛教现状,维持门面为主。太虚则意在开拓,扩大佛教的信仰资源。4、请经的地域广大。出家人四海为家,应无地域限制。但实际不然,传统讲经法师虽然往往行走四方,他们的视野比儒生宽广大,然而讲经仍有相对固定区域。这是农业社会的封闭性所致。近代法师打破了这一封闭性,太虚是其中之最。他在出生与出家的江浙地区固然常讲,上海、南京更不用说,江西及庐山、湖北及武汉、福建及厦门、四川及重庆他也常来常往,此外二赴广东香港,三去湖南,五上北平,弘法足迹遍于陕西、山西、广西、河南、云南、贵州、安徽、山东等省,加上南洋、欧美及日本、南亚、东南亚,几乎可以说有佛教存在的地方就有太虚。5、讲经的目的明确,即为了推进佛教革新事业,不像一般法师那样为讲而讲,或为个人在佛教中的声望地位,甚至混饭吃。太虚每到一地,讲经圆满后总是帮助或指导当地建立佛教组织,办佛学院,兴办社会公益事业。如武汉、北平都因此成为太虚佛教革新的基地。虽然人走茶凉也是有的,但怕过之处总会撒下一些佛教革新的种子在当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因正为他不为个人,才能感动任何不抱偏见的人,个人的声望地位反而不断提高。1939年1月6日是太虚五十寿辰,这时艰苦的持久抗战才刚开始,太虚为宣传抗战救国弘法贵州。日机正轰炸贵阳,他避居郊外东山寺。但我国重庆、上海、汉口、西安、香港以及国外仰光、暹罗等地的佛教徒都不约而同地为他举行庆祝仪式,贺电纷纷,越过重重高山,送到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寺院。日本刚投降,收复区各地佛教徒即纷纷发出函电,向太虚致敬,要求在他的领导下重建佛教组织。这也是他长期播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