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大师传( 第五章 壮心不已 )(10)
时间:2007-10-09 09:59来源:佛教图书馆作者:邓子美 … 点击:
支持太虚佛教革新事业最得力的学者当数史一如、唐大圆、黄忏华。史一如(1876—1925),四川万县人。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精通多门外语,熟悉西方近代科学、哲学。1918年开始研究佛学,归依太虚,任觉社总干事。一切觉社具体事务都由他操办。他在上海中国大学任教论理学(近似一内蒙逻辑学)期间,广泛搜集《大藏经》以及藏外有关“因明”的经疏、近人论著,融会贯通,著成《佛教论理学》。1921年陪同太虚前往北京讲经讲学,主持《海潮音》编务。1922年武院成立,应聘为武院教授,兼《海潮音》编辑。在武院期间,他编译了大量日本佛学著述,如《小乘佛学概论》、《因明入正理论讲义》、《中华佛教史》、《印度佛教史》、《各国佛教史》、《印度六派哲学》等,使初创的武院即有系统的教材建设,对中国佛学研究也有很大的推动。同时,他佛经研究也获得丰收,著有《大乘起信论讲义》、《金刚般若经总纲》、《论有法差别相违因之分本作、别作两法》等。后来太虚对武院失望,他也因病移居上海,专事研究唯识学。1925年逝世时才49岁。作为学者,正当已有丰富的学识、阅历积累,足以进一步发挥之年。人们把他与欧阳渐门下的吕澄相比,太虚也是正指望他鼎力相助,不料天不假寿,亦无可奈何。太虚曾为他遗著《慧圆居士集》作序。
唐大圆(?—1943),湖南人。早年归依印光法师,修习净土。因读《海潮音》杂志,对唯识学发生兴趣。从1921年开始向该刊投稿。他学养深厚,文笔犀利,见识独到,文章深受诸者欢迎、太虚也极为欣赏。《海潮音》自载其稿件后生气倍增。1924年他应聘任武昌学院教务主任,听太虚讲《成唯识论》,受到很大启发,因而进一步钻研唯识学,终学有所成。他坚决维护太虚调和唯识学和起信论的观点,为此曾撰有多言语,与欧阳渐门下的王恩洋、景昌极辩论。后继史一如任《海潮音》主编,并在武汉大学、中华大学、汉口文化学院讲授唯门识学。自1925年起,他任上海世界佛教居古林讲师兼《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编辑,还曾主编《东方文化》杂志。著述众多,散见于上述刊物。
黄忏华,原籍广东,久居南京。民国初年跟随欧阳渐研究唯识,颇有心得。由于受欧阳影响,他对太虚原有成见。1926年夏,他偶然在上海遇见太虚,面对太虚的音容笑貌,以前的误会浼然冰释。从此誓志追随太虚,这在欧阳门下是不多见的。自1928年起,他连年被选为中国佛学会常务理事。1931年中国佛教会改组,他也被选为常务理事。他对中国佛教能太虚领导下改革振兴抱着很大的期望,因而尽力支持太虚。黄忏华与太虚在佛学思想上接近之处在于不但精通唯识法相,而且深入研究中国佛教其他各宗派的教理、历史。他著有《唯识学轮廓》、《华严根本的教义》、《三论家底中道论》、《有部宗底万有解释》、《密宗教义》、《印度哲学史纲》、《佛教各宗大义》、《金刚顶菩提心论浅释》、《佛学概论》等,可见他研究领域的扩大,涉及中印、显密、汉藏、古今各派。特别是他所著《中国佛教史》虽然出版在蒋维乔的《中国佛教史》之后,但蒋著主要根本日文著作编译,仅僧补了最后一卷。黄著才是中国学者写的第一部中国佛教通史,其内容侧重佛教思想,与蒋著也明显不同。黄忏华长期在复旦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任教,他经常与太虚切有磋佛学,对太虚的支持主要表现在学术思想和佛教革新的立场方面。
太虚晚年推动佛教革新更倚重居士一头,大概正因一大批俗家弟子和拥戴者的支持显得更有成效吧。相形之下,僧制革新则因大多数僧人依旧故我而难有进展。
“空有霸有难造世,能全傲骨愿违时”。(注释:载《太虚大师全书·潮音草舍诗存》。)太虚的时代是英豪辈出的时代。但从30年代开始,中国的近代化以及佛教近代化趋势被强行逆转,英豪也无力回天。幸而,靠太虚深切的爱心,严格的要求,充分的相信和任用,其麾下一代新僧尼以继承他的事业。
太虚晚年倚重俗家弟子和拥戴者,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出家弟子和支持他的僧人没有尽力,只是在僧团中的保守势力强大,往往要通过在政界、工商界、佛学界的居士迂回予的助力,才能越过障碍。太虚事业的重心,一向放在聚集和培养一代新僧一始终没有改变。这些新僧中的多数也没有辜负他的培养和希望。
太虚培养和聚集的新僧可以分为三类,一为他亲自剃度的僧人,如大严、大慈、大勇。二为武院、闽院、汉院的学生,如会觉、法舫、法尊、大醒、芝峰、印顺、慈舫、茗山、正果、演培等。三为由别处出家,但接受或比较赞同他的思想的僧人,如常惺、善因、妙阔等。
太虚亲自剃度的僧人不多,一共才十三四位,连他们的嫡传也不过20多人,突出的首先数大慈(1884—1923),他俗姓黄,名恺元,湖北宜昌人。其父和其兄都是宜昌有名的富商,经营妙布业和钱庄。黄恺元早年也留学日本。1905年加入同盟会,成为黄兴的助手。辛亥革命后,任湖南军政府总司令部顾问。“二次革命”中任江苏讨袁军参谋长,失败后逃亡日本。1916年归国。1918年,他与蒋作宾等在普陀山遇太虚,相处月余,太虚所谈佛教真谛与革新理想常常折服了他。随后他追随太虚,在上海参加了觉社。1919年夏,他在宁波归源庵剃度出家,归依太虚,为一心救世,誓愿出家。那么多的前革命党人赞助或追随太虚,其原因大多与黄恺元一样,从革命救国转为佛法救世。同年冬,至镇江金山寺受戒。后出资购下杭州西湖净梵寺,以便专修。太虚至此,才总算有了自己的小天地。他与大慈经过商量,决定结束觉社的事务,把《觉书》季刊改为著名的《海潮音》,这是中国近代佛教史上,办刊历史悠久,影响最大的刊物。太虚就在净梵寺专心编辑该刊。大慈则于1920年在净梵寺闭关静修,太虚亲为他举行入关仪式。大慈为“闭关”设有专门“关房”,进房后在门上贴上封条,表示决心。他的次子也随父出家,法名恒演,担任护关,即代为料理其生活所需和对外联络。闭关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做的。太虚闭关时各项条件都已具备,所以有很大收获。大慈尽管有太虚指点,但他本身条件还有所欠缺。结果至1923年初身体发生病变,年底逝世。年仅39岁。在闭关修持的僧人中,这并不是个别的现象。太虚的事业才刚开展,就少了个亲承弟子。幸而恒演承其父教,精进学佛,后入藏参学,获汉人难得的格西学位,深受藏民敬重,对加强汉藏佛教交流颇有贡献。这也是太虚素愿之一。
其次要数大勇(1893—1929),他俗姓李,名锦章,四川巴县人。早年毕业于法政学堂,辛亥革命后任职政法部门。公余博览群书,世俗学问都不能使他满足。于是从佛源法师初知佛教门径,对佛学产生兴趣。但佛法多门,尚不明从那儿入手,方合自身根器。于是开始访求明师。1919年他与大慈一起归依太虚出家,在金山寺受戒。随后试着参禅,无明显效验。1921年,他随侍太虚赴北京讲经,闻听《法华》宗旨,但看来与天台、净土也无缘。太虚当时主张大乘八宗兼弘,而汉族地区独缺密法。太虚有心吸取中国已失传,而在日本兴盛的真言宗(东密)和藏传密法(藏密)之长,建立中华密宗。大勇对此极为心往,也是有缘,正好日本真言宗僧人觉随阿阇黎至京私扬东密,觉随非常欣赏太虚的法器,一意邀请太虚赴日,好把真言密法传授给太虚。但太虚事忙,推荐了大勇。大勇乃两次赴日本学真言密法。第一次他跟着觉随前往,因不了解日本各佛教大学及寺院与中国十方丛林制度及佛学院不一样,学习需要自费,他学费无着,只得无功而返,但对日本风情民俗有所了解,对第二次东渡颇有助。1922年冬,他与释持松一起至高野山密宗大学专修密法。一年多后,又依金山穆韶阿阇黎修习金刚、胎藏两部曼陀罗大法,受传法大灌顶,获得阿阇黎学位。回国后,先后在杭州、上海、武汉、北京传法灌顶。听说白普仁喇嘛在京弘传藏密,乃前去求教。以未得究竟,发心往西藏求法,得到了太虚支持。1924年,他在北京慈云寺成立藏文学院,学习藏文,作为求法准备。翌年,他把该院学员组成留藏学法团,太虚曾为之作开示。接着,大勇率大刚、法尊、严定、观空等一行20多人从北京出发,经四川入西康(今属四川),依大格西洁尊者学习藏文经典,并将宗喀巴《菩提道次第略论》译成汉文。1927年秋,又率团员继续前往拉萨,行至甘孜,初当地守军所阻。大勇一行只得滞留甘孜,依扎边大喇嘛学法。大勇精勤不懈,终得传藏密阿阇黎位。然而,同行者因水土不服或病或丧或走。大勇自己也于1929年秋逝世于甘孜扎迦寺,年仅37。最后,其他团员如法尊等继续了他的未竟之志。太虚看待许多僧俗学密的心情似乎是矛盾的。他对大勇赴日和留藏学法均表示支持;但又曾劝阻常惺赴藏说:密教融摄“魔梵”,不是重建佛教信仰的根本。他称赞班禅密法的殊胜优越,说其学修程序严密,证果有力,还亲自接受了班禅的灌顶;又严厉批评王私愿邀请日本僧人权田雷爷在广区潮州弘扬东密是“心丧其主”。其实,太虚的立场是一贯的,他非常明确认为:世界人类之利益为第一,国家民族的利益为第二;佛教教整体的弘扬复兴为第一,各宗派的繁荣为第二。各宗派的弘扬不能妨碍佛教革新的大局,妨碍中国准备抗战的大局,他就痛斥或表示不满。当学密一班禅弘扬密法有利汉藏民族团结、汉藏佛教交流的时候,他就表示支持。对密法本身,他从佛革新的大局出发,即肯定其长处,又批评其助长迷信气焰等负面。不但对王弘愿,对他其弟子大愚的“密法”也是一样批评。大愚1923年依太虚剃度出家,后结合禅、密,创立“印心宗”。1929年,他自称在庐山闭关念佛期间,普贤菩萨现身,授他“心中心”咒,灵验无比。为了表现他的神通,常常预测世事。偶而言中,便大肆鼓吹,欺世惑众,轰动全国。因为他是太虚弟子,太虚的追随者如王森甫等被他迷惑了。太虚告诉王森甫,大愚的猜测毫无根据,只是增加人们对佛教的怀疑,引起社会上对佛教的非议,不能相信他,传播他那一套。凡说什么鬼神之类的保佑,正信佛教徒千万不要以为这也是使人相信佛教的方便!凡是被这类所谓“方便”吸引而想念了佛教的人,大都是迷信。这类东西只会助长像道教那样的崇拜鬼神的宗教气焰,反而遮蔽了佛光。太虚还多次写信告诫大愚不能这样。大愚不听,待预测1930年的蒋冯阎大战结局失灵,他才不得不收敛气焰,隐居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