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与太虚及其门下还有许多争论，如“因明”的方法、释迦牟尼的年代、法相“相分”的种类等；太虚对欧阳及其继承人品澄的著述极为关注，写了不少评论，如《生活与生死》、《再论唯识与法相》等。他们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对峙，要是有人认为他们势不两立，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的争论虽然往往不可开交，夹杂意气，但出发点都是为求佛法之真，目的都是为复兴佛教，各自对对方的真诚从无怀疑。这与中国近代许多本来正常的思想歧异、学术之争酿为惨烈的政争和内战完全不同。从文化的角度观察，不管新学旧学，那种容不得他人，容不得异端都来自中国传统的“道必定于一尊”的思维模式。这种模式不改变，中国的现代化就必然要多走弯路，欲速而不达。太虚和欧阳之间的争论尽管双方也是谁也不肯放弃自己的主张，但却极大促进了唯识学研究，促进了佛教革新思想的深化。这应归因于佛学平和宽容的思维模式。太虚和欧阳之间争论归争论，同学还是同学，朋友还是朋友。太虚曾多次到支那内学院（法相大学）访问欧阳，并应欧阳之邀在内院讲学。有时欧阳的学生争论过激或做法过分，太虚也写信给欧阳，请他约束一下。太虚撰《法相唯识学概论》，欧阳的高足王恩洋、欧阳的密友梅光羲，他们均深研唯识，与太虚有过争论，不一定同意太虚的观点，但都欣然为之作序。正因如此，1943年2月，欧阳渐逝世，太虚非常悲痛：呜呼！
　　胜军论后有斯文，公已追踪先觉；
　　石埭门中无上座，我尤孤掌增哀！
　　他送的挽联如是说。其中，胜军是古印度唯识论大师之一，太虚赞扬欧阳对其唯识学的发掘、发扬和光大。石埭是杨文会的籍贯，此处作杨文会的代称，意为欧阳一去，以杨文会为代表的独立的居士佛教就少了有足够威望的领导人。民国以来，以太虚为代表的僧伽革新实际上一直与以内院为代表的近代居士佛教如车之两轮，相辅而行。老同学走了，与居士佛教联系难了，在抗战的艰难条件下，内院是否能维持下去还是未知数。如果近代居士佛教就此衰落，那两轮就只剩僧伽革新一轮了，孤掌难鸣啊！本来由于大多数僧人对待僧制改革装聋作哑的态度已使太虚难过了，如今又增加了一层悲哀。
　　
佛教终究要以有才德，有学问的僧伽为中心，这连以欧阳渐为代表的具有强烈独立倾向的居士团体也承认。尽管居士们对待佛教改革的态度不一，像濮一乘那样反对僧制改革者不泛其人。但支持太虚佛教革新的居士形成了主流，他们是僧制改革强大的助推力。
　　
　　以欧阳领导的内院为代表的居士佛教只是在与僧制改革相互激扬的角度推进着整个中国佛教革新事业。然而，在居士中也有一批太虚事业的忠实有力而且始终不渝的追随者，大体可以划分为三类。其一是新兴工商业者，以王森甫、玉慧观、陈静涛为有代表。其二是开明官员，以李子宽、谢铸陈为代表。其三是佛教学者，以史一如、唐大圆、黄忏华为代表。　
　　新兴工商业代表着中国的未来，正如太虚的革新事业代表着佛教的未来一样。太虚佛教革新事业的成功起步一开始就在资金来源上主要仰赖着工商业者，这与传统佛教依赖地租有根本的差异。众所周知，太虚于1918年初创的觉社及其各项事业标志着他突破了传统佛教阻力，而觉社的经费主要来自黄葆苍的哥哥——商人黄梅生，工商界代表人物王一亭、张謇也是觉社的主要支持者。王一亭（1867—1938），浙江吴兴人。早年丧父，13岁进上海镇余钱庄当学徒。后曾为天余号钱庄经理。1905年就加入了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曾任上海军政府商务总长。擅长经商、绘画，先后任上海总商会协理、上海面粉交易所与湖州电气公司董事长及多个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董事。他因受母亲影响信奉佛教。1915年至普陀山进香时特去拜访了太虚，相谈甚契，自此成为好友。他除参与创建觉社外，还与上海几位名居士一起，就上海佛教居士林的创建咨访太虚，取得了太虚的支持。自1927年起，他一直担任上生活费世界佛教居士林（该组织系上海佛教居士林的后身之一）副林长、林长。中国佛教会成立后，被选为该会常务委员等职，在太虚和圆瑛之间费尽心血调停。他还发起创办上海佛学书局，致力佛教慈善事业。他比太虚年长20多岁，太虚对他相当敬重，他尽管与其他名僧的关系也不错，但对太虚在经济和道义上的支持始终如一。张謇（1853—1926），江苏南通人。清末状元，1895年开始从事工商业，曾兴办涉及农、轻工、冶金、金融业的十余个企业。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1919年11月，他曾诚邀太虚赴南通讲经，并在南通修建观音院等寺院，对觉社会事业也有资助。
　　20—30年代，太虚佛教革新事业的进一步开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王森甫在武汉、玉慧观在上海竭力尽全力的资助。王森甫（1881—1934），原籍安徽，生于汉口。他早年于复和祥布庄经营棉布业，赞助辛亥革命。1920年11月，他听了太虚在武昌讲的《楞严经》，被深深打动，随即归依佛教，拜太虚为师，受归依戒，响应太虚号召，发起组织武汉佛教会。该会后依太虚《人乘正法论》的设想，改名佛教正信会，会员达3万余，与武院一起成为太虚华中佛教革新的支柱。而王森甫系其中坚。在王森甫和其他人的领导下，正信会在1926年北伐战争及1930年各地灾荒中，收容、救济难民的成就有口皆碑。1922年武院成立，他极力支持太虚提议，自认为创办人和主要出资者之一。此后，他追随太虚赴庐山，至北京，在恢复庐山大林寺工程和举办暑期讲习会以及北京“护国般若法会”中尽力不少。武院董事会有些董事固执己见，不考虑佛教教育大局，以致太虚疏远了他亲手创建的该院。对这种做法，王森甫持保留意见。因此，1928年2月，武院董事会改组，推选王森甫为董事长。太虚佛教革新事业的喉舌《海潮音》杂志还为此专门发表文章，题为《武院的新生》。在王森甫的推动下，武院及其后身——世苑图书馆招收了多批研究生。太虚对王森甫极为看重，1930年王森甫五十寿辰，太虚特从重庆赶回来庆贺，并专为开讲《维摩经》。玉慧观（1891—1933），祖籍云南，生于朝鲜。少年时就参加了朝鲜的革命党，以从事反日革命被捕入狱。狱中，他研究政、经济、文学，并对宗教学发生了兴趣。出狱后曾做木材生意，参与金融业，成为银行家。他原是基督教徒，1926年在上海听太虚说法深受感动，随即归依太虚。中佛会成立后，一度当选为执行委员。他大力资助《海潮音》的继续出版，与太虚等一起筹设上海佛慈药厂，用科学方法改良中药，增设门市部，附设诊疗所，帮助贫苦患者。玉慧观和王森甫的共同特点就是积极支持佛教革新。太虚对经忏改革考虑了很久。因为佛教革新的宣传、教育、文化、社会公益事业那一样不需要钱？而追随者即使倾囊以尽也总有限，同情者的捐助又不多。总得想个开源的办法试一下。旧式经忏虽说不好，但它能作为几十万僧尼的主要生活来源，这也说明社会还有广大的需求。只要把其中迷信的内容如烧纸钱去掉，从专为死人服务的丧礼改为像基督教那样的从生到死（洗礼、婚礼、丧礼）全管，并收取一定费用，不是就既能解决佛教革新的经费来源问题，又能避免佛教被社会讥讽为“死教”吗？经与玉慧观、王森甫等商定，1927年2月，太虚在上海试办的经忏改良机构“法苑”正式开幕，出席者有觉社的老朋友章太炎、王一亭等。“法苑”的启动费由玉慧观承担，佛化婚礼的试验者则是王森甫、张歆海一对新人，由太虚亲自主持。说实话，这一试验很不成功。仅仅搬用基督教的做法而改变一下形式是很难让社会接受的。当然也不是此路不通，这需要对社会风俗与社会心理进行充分的调查，精心策划设计。在开头的时候，起码要比旧式婚礼多几项优势如经济实惠、热闹、吉祥等等。法苑的活动不止是佛化婚礼一项，还承办“祈祷息灾法会”等。当时正是北伐战争临近上海，靠经忏谋生的传统僧尼惶惶不安，办工厂、农场解决佛教革新的资金问题，引起导僧尼从事工禅、农禅自食其力可能好些。搞新式经忏，与传统僧尼抢饭吃，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反对，他们四出散布谣言，指称“法苑”为共产党机构。以前他们反对张宗载领导的佛化新青年会也是这么干，还有利用不负责任的小报骂太虚是“阿修罗”（佛教指称比人类低一级的好斗物类），寄匿名信诬陷太虚为“邰党”（主张庙产兴学的邰爽秋同党），冒名太虚弟子在报刊上攻击太虚之类卑劣伎俩。虽然别的太虚可以听之任之，但“法苑”是要营业的，仅这些谣言已足够使要思做法事的人不敢上门，它被迫于当年3月宣告关闭。尽管试验失败，因为经济问题始终是束缚佛教革新展开的强索，太虚在1946年曾发表《佛教寺僧的经济建设》一文，重提“经忏”改革和办农场、工厂及服务业。言归正传，玉慧观因参与此同时政治活动，于1933年被暗杀。翌年，王森甫也病逝。世界佛学苑图书馆研究生预科班被迫停办。太虚当时受挫虽多，雄心犹在，但连年失去两位同代人中的最有力追随者。“去今两夏庐山上，两度惊看噩灵来。”这与其说在财力上对上海的打击大，不如说在心理上更大。香港工商业者陈静涛（1887—1967）也始终支持太虚。他早在1910年就开始与太虚交往，太虚多次访问香港，他都是最热心的地接待人，还最早响应太虚呼吁，发起筹建香港佛教联合会。在抗战爆发后、香港沦陷前，担负了太虚与沦陷区佛教之间的联络工作。陈静涛对太虚非常崇敬，太虚对陈静涛极为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