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是最易引起心弦共鸣的艺术形式之一。它能令人情思绵延，或热血澎湃，甚至能诱人情不自禁地撃节顿足，翩翩起舞。佛教音乐，古雅、清净、庄严、静穆，曲调优美深沉，有着独特的宗教氛围，使人沉浸于光明祥瑞、清净安宁、庄严肃穆的感染之中，收摄浮躁涣散的心神，从而引发出潜移默化的宗教体验。

　　佛教把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叫做娑婆世界（娑婆，乃梵语音译，为“堪忍”之义），娑婆世界的众生，一般人是耳根最为明利。因此，以宣讲佛法音声来教化娑婆世界的众生，是很当机宜的。如《维摩诘所说经？菩萨行品》中云：“或有佛土以佛光明而作佛事；有以诸菩萨而作佛事；……有以佛衣服卧具而作佛事；……有以音声语言文字而作佛事。”《金光明经玄义（二）》云：“此娑婆国土，音声为佛事。”《维摩诘所说经·佛道品》云：“歌耠诵法言，以此为音乐。”佛教认为，音乐乃属于佛教五明（内明、因明、医方明、工巧明、声明）中的声明（音律、音乐、文字、语言等），用美妙的音乐歌耠供养三宝，赞叹佛德，宣流佛法，有着很大的功德福报。如《妙法莲华经》云：“若使人作乐，撃鼓吹角贝，箫笛琴箜篌，琵琶铙铜钹，如是众妙音，尽持以供养，或以欢喜心，歌呗颂佛德，乃至一小音，皆已成佛道”“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胜彼世间音，是故须常念，念念勿生疑。”《分别善恶报应经》云：“若复有人，以妙音乐供养佛塔，获于十种胜妙功德。何等为十？一者身相端严，二者见者欢喜，三者音声微妙，四者言辞和顺，五者肢体适悦，六者远离瞋恚，七者庆喜多闻，八者崇贵自在，九者命终生天，十者速证圆寂。如是功德，以妙音乐供养佛塔，获如斯报。”《佛说轮转五道罪福报应经》云：“为人音声清彻，从歌耠三宝中来。”《百缘经》云：“昔佛在世时，舍卫城中有诸人民，各自庄严而作伎乐，出城游戏，入城门值佛乞食，诸人见佛欢喜礼拜，即作伎乐供养佛，发愿而去。佛微笑，语阿难言，诸人等由伎乐供养佛，未来世一百劫中，不堕恶道，天上人中受最快乐。”《地藏菩萨本愿经？如来赞叹品第六》云：“复次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对菩萨像前，作诸伎乐，及歌耠赞叹，香华供养，乃至劝于一人多人，如是等辈，现在世中，及未来世，常得百千鬼神，日夜卫护，不令恶事，辄闻其耳，何况亲受诸横”等等。据此，佛教徒自古以来很重视佛教音乐，认为用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来广结佛缘，宣传佛教，能达到〝宣唱法理，开导众心〞的目的，在集众行香时，可起到“静摄专仰”的作用等等。

　　中国佛教音乐源流于印度。佛曲在天竺时甚盛，梁慧皎《高僧传》载鸠摩罗什语：“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见佛之仪，以歌赞为贵。”三国时期，随着佛法东渐，西域的一些高僧诸如竺法兰、支谦、康僧会、鸠摩罗什等，在译经弘扬佛法时，也将歌耠颂佛的曲调携入汉地，时称之为梵呗。梵为印度语〝梵览摩〞音译之略，意为清净，呗为印度语〝呗匿〞音译之略，意为赞颂或歌耠。在印度，佛经中为说明佛理，文体上不少是长行与偈颂都有，这些偈颂是可以歌唱的。梁慧皎《高僧传》中记述：“天竺方俗，凡歌耠法言，皆称为呗。至于此土，耠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呗”，“如听呗，亦其利有五：身体不疲，不忘所忆，心不懈倦，音声不坏，诸天欢喜。”中国的礼治社会向来重视制乐，认为制乐乃是“感天地、通神明、安乃、成性类”的大事。所以自佛经汉译之后，经呗的汉化就提上了日程。

　　唐代佛教空前隆盛，佛教音乐在创作、演奏、演唱上均达到了一个辉煌的巅峰。这是和统治阶级的提倡分不开的。如高宗时“敕九部乐及京城诸寺幡盖众伎，送玄奘及所翻经像、诸高僧入住慈恩寺”。唐代宫廷仍沿用隋的九部乐，至太宗增为十部。其中“天竺乐”的乐工、舞工都穿袈裟，乐舞有明显的佛教色彩。唐懿宗时，“（佛）降诞日，于宫中结彩为寺”，宫廷伶人“李可及尝教数百人作四方菩萨蛮队”，“作菩萨蛮舞，如佛降生”。唐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使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等。据陈炀《乐书》载，唐代乐府曲调有《弥勒佛曲》、《药师琉璃光佛曲》、《释迦牟尼佛曲》、《普光佛曲》、《日光明佛曲》、《观音佛曲》等等共26曲。初唐善导法师，传凈土法门，倡专心念佛，曾着《法事赞》、《往生赞》、《般舟赞》等歌赞三卷。中唐法照，制定“五会念佛”法规，并作有“散花乐”等曲，影响甚远，《千声佛》等绕佛之曲，流传至今。晚唐少康，更辟蹊径，面向民间，吸收、借鉴当时当地老百姓熟悉喜爱的传统乐曲，在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创作佛曲。当时民间流行的佛曲，数量更是不可胜数。唐代僧人中演奏、演唱名家辈出。唐德宗时的段本善就是其中的高手。相传贞元年间长安举行盛大演出，“宫中第一手”的琵琶演奏者康昆仑于东市彩楼演奏，其高超的技艺获得观众的倾倒。此时，一位盛妆的女郎出现于西市彩楼上，她将昆仑所弹的《羽调绿腰》移入更难奏的《风香调》中弹出，昆仑惊服，请拜为师，这位女郎就是乔装的艺僧段本善。僧齐已有一首《秋夜听业上人弹琴》：“万物都寂寂，堪闻弹正声。人心尽如此，天下自和平。湘水舄秋碧，古风吹太清，往年庐岳奏，今夕更分明”。名妓薛涛有一首《听僧吹芦管》诗：“晓蝉呜咽暮莺愁，言语殷勤十指头。罢阅梵书聊一弄，散随金磬泥清秋”。艺僧们高超的音乐技艺，征服了众多善男信女的心，推动了佛教的传播。

　　佛教音乐经过盛唐之后，在宫庭、社会以至于百姓的生活中仍然占着很重要的位置，到宋代以后，很多寺院对百姓开放，并与百姓共同从事佛事活动，以寺院为主导建立了许多社会佛事组织，如“凈业会”，“药师会”，“放生会”等。民间佛事活动的频繁，促进了寺院与民间在音乐方面的结合。《僧史略》卷下《结社法集篇》记载：〝近闻周郑之地邑多结守庚申会，社集鸣铙钹，唱佛歌赞，众人念佛行道，或动丝竹，一夕不睡〞。从现存宋词和元曲的词、曲牌中，均可见到佛教的深刻影响，如词牌《菩萨蛮》、曲牌《双调五供养》等，甚至在文人士大夫的七弦琴音乐中，也出现了《普庵咒》这样的曲目。继唐代俗讲而起的宝卷，在宋时盛极一时并一直绵延到明清，影响了近世多种戏曲及曲艺音乐。明清之际，佛曲日益深入民间，许多佛曲用民间曲调演唱，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五年颁布御制《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五十卷，通令国佛教徒习唱，其中大部分曲调为当时流行的南北曲，如《惑天人》之曲即《小梁州》、《成就意》之曲即《好事近》等。佛教音乐与民间音乐的融合，自明清以降，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是引古乐、时乐进入寺院，演化成百姓喜爱的佛教音乐，如北京智化寺音乐、潮汕庙堂音乐；二是传播佛曲的曲目、技法于民间，逐渐形成多种直接为民众生活服务的宗教性民间音乐，如山西八大套及西安鼓乐中的僧派，甚至包括冀中管乐中的大部分等。目前仍存的全国各地民间器乐曲的诸多乐种，乐曲的形成过程中，很大部分都有佛教影响的痕迹。日益深入民间的佛教音乐，为佛教深入广泛地传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