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不错。《高僧传》说，那声音可振颤门窗，远播数十里。显然，当时我国的汉传佛教还保持着佛教声明的一些传统。但为什么后来日本列岛、朝鲜半岛这些汉传佛教传播地和藏传佛教仍然保留了这一传统，而惟独中国本土的汉传佛教却丢失了这一传统呢？我的研究结果是，宋元以来，江浙一带佛教经忏兴盛，宗教活动和民俗活动接触很多，有时甚至在同一场合各行其是。佛教唱诵难免受到戏曲唱腔影响，特别是受到昆曲假嗓的影响，雄厚的“海潮音”就渐渐演变成了今天这种唱法。

　　 凌：你这一看法很有道理。过去我只注意到流行于佛教的曲牌几乎全部来自南北曲，现在看来在声腔方面，佛教也深受戏曲影响。如果想溯本清源，恢复佛教声明的本来特色，恐怕是很困难了。因为用鼻腔和唇齿发音既不需技巧，更不费力，可以轻松应付日日夜夜永无休止的经忏活动。对于佛教音乐，我们不能总停留在继承遗产方面。应当支持有佛教信仰的音乐家进行佛教音乐创作。台湾的佛教音乐创作比较繁荣，你我访台时都有亲身感受。日本在佛教音乐创作上也不落后。日本净土宗首脑滕堂恭俊先生曾送给我不少佛教歌曲集，其中有些是佛教儿歌，写得很有意思。今年初我去泰国和尼泊尔，又收集到一些佛教音乐磁带。在尼泊尔和印度交界处还买了一些印度的佛教音乐，那些音乐听起来都很有佛教意境。近年，我在参与策划出版了几种佛教音乐磁带，虽不见得怎么好，但那的的确确是为佛教而创作的歌曲。你是佛教音乐权威，希望你多关心一下佛教音乐的创作。

　　 田：凡是发心创作佛教音乐的，我都大力支持，一般只说好，不说坏。

　　 凌：刚才我们说到传统佛教音乐和古代民族民间音乐关系极为密切，就佛教音乐而言，它不为宗教原创这不能不让人觉得有些遗憾。但寺是一个保留传统文化的重要场所，与世隔绝或半隔绝、世代相传的延续性，寺院财产的集体所有，是决定这一点的原因。例如智化寺音乐就是以一种极保守的方式在寺院里流传了五百多年，这些古代音乐得以再现今天，就继承传统音乐来讲，这是不是一件幸事呢？

　　 田：当然是一件幸事。多年流传在寺院里的器乐曲，本来就是我国传统音乐的组成部分。还以智化寺音乐为例谈谈这个问题。五十年代我国著名音乐学家杨荫浏和查阜西等人对智化寺音乐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考察。考察中，杨先生对智化寺音乐的“历史与音乐传统”、“艺僧情况”、“曲调”、“乐谱”、“宫调”、“乐器”、“音律矛盾及解决途径”、“绝对音高”、“曲牌名称”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历史和音乐形态学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例如他指出，智化寺艺僧所有之笙有十七簧，是北宋“大乐”笙的旧制。智化寺艺僧所用之管为九孔，对照陈?《乐书》记载，这确是北宋教坊的遗制。这些考察，在音乐学方面的贡献是突出的，影响非常深远。同时这也不能不归功于艺僧以宗教的形式忠实的保存了古代民间音乐，使今人可以通过这些音乐“活化石”探索古代音乐的来龙去脉。

　　 凌：研究古代佛教音乐可以发现很多古代民族民间音乐宝贵遗产。从古代民族民间音乐入手，同样可以了解古代佛教音乐的渊源、演变、发展、分布等一系列问题。1979年开始进行的音乐集成工作，对梳理佛教音乐的脉络应当说作用非常大。

　　 田：四大集成《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中国曲艺音乐集成》被誉为“中国民族音乐文化新长城”，是我国文化系统工程。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一次文化收集和整理工程。当中国北方（从东北到华北、西北）各省的《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陆续编辑完成并陆续出版之后，我们发现智化寺音乐不是孤立的，不是独一无二与其他地区民族民间音乐隔绝的文化现象和艺术品种，也不是惟一保存了古代音乐文化，目前仍然使用着古老的乐器和乐律的音乐形式。它是至今仍然活跃在中国北方广大农村并在当地农民生活中起着重大作用的北方笙管乐的一个支系；它是五台山佛乐、晋北道乐、山西八大套、西安鼓乐、河北各地的“音乐会”，东北三省的鼓吹乐血肉相联并同属于一个元体系。它们不但有着大致相同的乐器、乐律、风格和演奏方式，也有许多共同拥有的乐曲和传承方式。

　　 凌：1986年我们冲破重重障碍，策划了北京佛教音乐团赴德国、法国、瑞士演出，这是中国古老的宗教音乐第一次走出国门。此后不仅智化寺音乐多次出国演出，经你策划，五台山佛乐、拉卜楞寺佛乐也陆续走向世界。

　　 田：那个把民歌的原始音乐和乐器的测音报告都当成“国家机密”的时代永远过去了。现在我们已经把中国传统文化视为世界文化与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世界文化界的有识之士也持有相同观点。一些热爱中国传统音乐的外国音乐家已经不满足通过我们出国演出来了解中国传统音乐，而是希望亲自来中国进行深入研究。我介绍你认识的英国音乐家钟思第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位。他在英中文化协会资助下，和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合作对华北的笙管乐进行了较详尽、认真的普查，写出了《中国民间乐社》这一学术论文。这篇学术著作填补了欧洲汉学和音乐学对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空白，堪称“开山之作”。总之，包括佛教音乐在内的中国传统音乐走向世界，是对世界音乐文化遗产的重要贡献，它的意义是深远的。
凌：中国的历史太悠久，地域太广阔，民族又太众多。就拿佛教来说，还有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之区别，若要细分各宗派，就更复杂了。因此很多乐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搅在一起难解难分。

　　 田：我常用“瞎子摸象”这一佛教寓言来比喻中国音乐学家探索中国传统音乐这一“巨象”的全貌，如今摸了几十年，总算摸清了大致轮廓。但是“瞎子摸象”的故事却没有完全结束，一直到现在，中国还没有一部用新视角、新材料、新方法全面论述中国传统音乐的专著问世，也还没有一个音乐学家把中国北方这个庞大的笙管乐系统梳理清楚。虽然几乎所有民间“音乐会”的口碑资料都将其传承联系到佛乐、道乐，但中国的宗教音乐与宫廷音乐、民间音乐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个横亘在整个中国北方的“巨象”的共同祖先究竟在那里？既使对智化寺音乐，也还有许多问题没有搞清楚，比如智化寺音乐本身的来源问题。迄今为止，除了猜测以外，还找不到任何证据支持目前所谓王振把宫廷音乐带到了智化寺的说法，也更难想象这个太监的家庙便是几乎所有中国北方农村都有的民间笙管乐的共同的渊源。中国音乐学家们的任务是繁重的，仅仅将这些有着紧密关系和许多共同之处的“支乐种”放到一起进行一下比较研究，便是一个极大的工程：智化寺音乐与冀中笙管乐；冀中笙管乐与“山西八大套”；“山西八大套”与“西安乐鼓”……也许，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中国音乐学会因为这些深入的比较研究有一个长足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