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定，本来只是一种修行方式，为佛教各宗的一部分，当初并没有独立成为一个宗派。而且禅师们多数是隐居山林、重视真参苦修、轻视文字、不喜欢繁琐的戒规和宗教仪式的自由修行者，他们对自己的传承及所修之法抱有坚定的信念，却并非有意于创宗立派。但中国自古就有重视隐者、崇敬“世外高人”的传统。当佛教在中国全面推开之时，不仅有更多的人希望加入真参实修的队伍，而且社会各界也很看重禅门“世外高僧”的意见。于是达摩一系的禅师逐渐被“龙天推出”。由于禅宗诸师的言行在通途佛教看来，不仅是特立独行，而且是“离经叛道”的。此时，禅宗为了给自己的信徒一个交待，也为了让世人信服，必须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和修行体系；二是通过判教为自己定位，并证明自己的法统纯正，源出释迦教主。事实证明，禅宗在这两方面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从禅宗六祖惠能一生的弘化来看，他不仅融会发展了涅槃佛性学说和般若空观理论，而且海纳百川，吸收融摄了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由于是在般若非有非无的空之基础上构筑起来的，因此，其禅学理论表现为一种“不道之道”，落实于禅修生活中，则成为一种任运自在的“无修之修”。由此，南宗禅不著万法、顿悟菩提的宗旨，所引发出的便是它特有的不假修习、直了心性的禅风。
 
 
  “禅”与戒定慧及诸善行
 
　　 其实早在禅宗四祖道信（580—651）时代就提出了“戒禅合一”，开始为在教理上轻戒、慢戒打开了大门。因为相对而言，戒是外在的，禅是内在的，戒是手段，禅是目的，一旦戒禅合一，手段就可能为目的所吞没，所谓“乘急戒缓”，反映的正是这样一种情况。惠能继承东山门下轻戒的传统，大唱“受无相戒”，虽然还保存着拜佛、忏悔、发愿、归戒的形式，但全都销归自性，归结于“戒本源自性清净”，此时的戒已是有名无实，没有区别于禅的具体内容了。所以惠能虽然保留了说戒、说定、说慧的形式，其实是“得悟自性，亦不立戒定慧。……自性无非、无乱、无碍、念念般若观照，常离法相，有何可立？”惠能的无相戒思想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佛教戒律的意义，同时对后来禅门弟子破除束缚、任运自在的禅风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时，也被一些禅门弟子曲解为不重律仪的教理依据，结果一发不可收拾，以致律仪法制于禅门名存实亡。及至百丈怀海，创丛林清规，才使道风得以整肃。
 
　　 惠能反对传统的禅法，使禅法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他的“定慧等学”的真实本意在于突出心的觉悟，观照的作用。惠能所谓新禅法，尽管表面讲“定慧双修”，实质上是以慧代定，或者说是抬高慧而大贬低定。一部《坛经》，并没有讲如何坐禅入定的言论，相反倒是大讲“般若波罗蜜”（妙智慧究竟彻证），修习“般若波罗蜜”就是最好的成佛方法。修习这一方法，并不靠外在的言行，而是在内心的觉悟与认识上用功。可见惠能所谓“定慧等学”，实际上是与传统禅定无关的。胡适先生曾指出：“惠能、神会虽口说定慧合一，其实他们只认得慧，不认得定。”
 
　　 惠能在《坛经》中始终以禅悟来诠释外在的修行。在他看来，佛法修学，全在于觉与不觉，悟与不悟，悟在于心，非关坐卧。惠能对禅法所作的全新的解释，从宗教道德的角度讲是有其新义的。新禅法所表现出的伦理意义是特别注重个体的道德意念，突出了道德认识在修行过程中的作用，强调动机纯正的行为总是道德的行为。他说：“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修行，如东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恶。但心清净，即是自性西方。” 
 
    由上可见，禅宗不仅以禅悟为目标，而且也以禅悟来评判一切，破斥一切，甚至用以取代戒，取代定，取代一切功德善行。当禅宗“把自心的清净作为终极目标，就消解了鬼神与来世的观念，使宗教的信仰变成了自觉的事情；把自心的体验当作实现的路径，就消解了逻辑与理论的束缚，使修行的形式变成了简捷的感悟；把自心的澄明当作佛陀的境界，就消解了戒律与道德的桎梏，使人生的超越变成了感觉的空明。这是对宗教中神学、逻辑学、伦理学把宗教世俗化的反驳，‘即心即佛’把宗教定位在纯精神纯智慧的心灵感悟上，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使宗教神圣化。”南宗禅的独特主张，不异于一场“宗教革命”、“文化革命”，对于当时佛教界和社会上盛行的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和种种繁文缛节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解构作用，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进了唐宋多元文化的相互融合，有利于人们重视自心的修养与安顿，纾解内心的紧张与社会矛盾。
 
　　 但正如我们以后看到的那样，南宗禅的神圣性只局限于那个特定的时代，当神学、逻辑学、伦理学的约束不再是信仰者的苦恼，“即心即佛”的禅思想就开始发生质的变化，神圣性变成了它的反面——世俗化，因为它把一切外在的约束统统取消，使禅信仰在因人而异的体验中变得形式多样。
 
  
   “不立文字”本身是一个悖论
  
　　 佛为众生说法，流传、结集，离不开文字的经教。经教的闻思者，对于经教中高深的义理，实施的方法，如不引归自己，应用于自己身心，那与世间学问一样，只是一套空虚的知识，对学佛来说，没有多大效果的。惠能所传的特色，要人向自己身心中求；一切是自性——自性本来具足的。《金刚经》说：“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所以学法、求佛，不是着相的向外求觅，而是让自己本性显现出来，就是“见性成佛”。
 
　　 惠能不识字，却创立了伟大的南宗禅，这对多数出身于农民、文化程度不高的僧界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为了凸显与其它派别的区别，其弟子更以“不立文字”相标榜，形成了惠能后禅宗的一大特色。但“不立文字”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惠能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他在《坛经·付嘱品》中对弟子恳切叮嘱：“自性动用，共人言语，外于相离相，内于空离空。若全着相，即长邪见；若全执空，即长无明。执空之人有谤经，直言不用文字。既云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语言。只此语言，便是文字之相。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两字，亦是文字，见人所说便即谤他言着文字。汝等须知，自迷犹可，又谤佛经。不要谤经，罪障无数。”可见六祖慧眼独具，很讲中道，不希望弟子们在说法中走极端。可惜他的一些子孙置《坛经》殷鉴于不顾，不仅高唱“不立文字”，而且大肆谤斥佛经，甚至呵佛骂祖。即使他们只是乘性而谈，对某些当机者可起去执悟道之效，但对于整个佛教和大多数信众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