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禅史来看，达摩初祖不仅没有不立文字之说，而且强调“藉教悟宗”，并传付《楞伽经》以印心（对证契合）；六祖惠能虽然传说不识字，他也并非“不立文字”，不仅弘扬《金刚经》，自己还流传下来著名的《坛经》；惠能后号称“不立文字”的禅宗，传世的文字却最多。据统计，仅禅宗五灯留传下来的文字，总计150卷，达数百万言。为了绕出禅宗“不立文字”这一悖论，历史上许多高僧大德可以说用尽心思，不知费了多少口舌，用了多少笔墨，依旧难以摆脱由它造成的误区或困境！ 
 
 
   “教外别传”是禅宗的一种判教
 
   “教外别传”实际上是禅宗的一种判教，意在说明达摩传来之禅是释尊在通途佛教之外的一种秘密传授，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佛之心髓。这固然是高妙，殊胜无比，却将达摩禅、惠能禅推到了与整个有形的佛教教法和教团相对立的境地，从而使禅宗不得不走向极端，更加玄学化、神秘化和世俗化。其实，禅僧终身追求顿悟的那个别传心法，就是各种大乘经典和《楞伽经》、《坛经》所反复表述的“佛性”、“法性”、“实相”、“真如”、“实际”、“真性”等等，对于如何修行，如何开示悟入佛之知见，上述经典都有详尽的指示。但此时禅宗宗师们已不便多作利用，只能另辟蹊径，开出机峰、公案、参话头之路。
 
　　 按照宗门的说法，别传之旨或禅是不可说的。因为若说破，则弟子落于知见，落于经教文字，不能进入言亡虑绝的悟境，也就是说不能自己亲证，等于“说食不饱”。为了让弟子们不生分别拟议，不落言诠，当下悟取，宗师们无不采取种种方便，绕路说禅，为学人解粘去缚。如对于“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即别传之心法，此问灯录中记载最多，有几百处）等问题，宗师们各立山头，语势兼用，或答以反常语、无义路语、反诘语，或答以庄子所谓寓言、重言、卮言，或借境喻法，或以诗偈印证，或默然以对，或瞬目扬眉，或吹耳吐舌，或竖拂竖指，或作女人拜，或画圆相，极端的甚至棒喝交加，南泉斩猫、丹霞烧木佛、一些祖师呵佛骂祖，都在这种情势下应运而生，蔚为大观，这在世界宗教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景象。这叫做机峰。其中有些经典的对答，或有人因之开悟了，这类事例就被选为公案，单挑出来供更多的人去传、参、学。
 
　　 从宋代开始，随着禅宗灯录的大量刊行，记录古德嘉言懿行的公案的广泛流布，文字禅由之而起。首由汾阳善昭的《颂古》，到圆悟克勤的评唱，到觉范惠洪的《石门文字禅》，将文字禅理论化、系统化，“借言以显无言”。当时各种公案号称有1700多则，吸引了大批文人士大夫的参与，由此文字禅之风愈来愈盛，后期几乎成了文字游戏。禅是大道，而不是技艺。执指为月地在文字中讨禅，无疑是将大道堕降为技艺。于是临济宗人大慧宗杲创看话禅，曹洞宗人宏智正觉创默照禅，实质是对文字禅的一种再否定。看话禅矫文字禅之病，取公案作话头，作内省式的参究，意在摧破思量，扫荡知解，在语言文字、逻辑推理之外，达到超越境界。利在激发创造性思维，弊在导致妄想卜度。
 
　　 机峰、公案、参话头，至少在形式上迥异于达摩以至惠能的禅法，可以说开启了惠能之后最具特色的禅风，它们实与拈花微笑公案的广泛流传和“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宗旨的流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禅风在禅内外、教内外影响巨大，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有的宗门大德已意识到“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存在问题，流弊不少，因而将“不立文字”解释为“不离文字”、“不著于文字”。并大力提倡禅教不二，禅教结合，既认同禅悟“不由经教”，又强调“藉教悟宗”，但都很难挽回“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等所形成的总体趋势。